原标题：藏书家韦力：当我们谈论书院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草地·访谈
历时7年多，藏书家韦力寻访中国古代著名书院的遗迹、遗踪，亲临实地勘踏考察，考订史实和掌故，以游记形式聚焦57座古代著名书院遗址
书院在历史上的作用很大，曾经存在了上千年。去寻访这些遗迹，目的就是为了记录一段重要的历史。它是中国藏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何况书院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
首发：1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
记者：新华每日电讯许晓青
从《书楼觅踪》《书楼探踪》到202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书院寻踪》，我国当代传奇藏书家韦力佳作不断。
《书院寻踪》书影。上海人民出版社提供
在这位藏书家看来，书院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载体。中国的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成为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教育史上有较大影响力。在教育之外，书院还承载着书籍流传、文明传承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历时7年多，韦力寻访中国古代著名书院的遗迹、遗踪，亲临实地勘踏考察，考订史实和掌故，以游记形式聚焦北京金台书院、河北莲池书院、山西石芸轩书院、长沙岳麓书院、浙江万松书院、浙江紫阳书院、陕西正谊书院等57座古代著名书院的遗址。
“打开”书院的正确方式
“凡与书沾边之事，都令我会像蛇吞象般列入寻访计划之中，足吾所好，忘吾力穷”。韦力如是说。
从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书肆寻踪：古旧书市场之旅》《书坊寻踪：私家古旧书店之旅》《书店寻踪：国营古旧书店之旅》，到耗时4年遍访典籍中记载的163座古代个人藏书楼的《书楼觅踪》《书楼探踪》，再到对几十位古代藏书家之墓及古代遗址寻访，进而写成《书魂寻踪》，新近这部用7年多时间寻访中国古代的著名书院遗迹而写成的《书院寻踪》，是韦力先生锲而不舍、辛勤耕耘的一种“读书”方式。
韦力近照。上海人民出版社提供
简言之，有了书院这座“桥梁”，藏书家从“藏书”出发，上下求索，又回归“藏书”。
《书院寻踪》是韦力2020年首部与读者见面的书。韦力谈到，《书院寻踪》是一部将游记、掌故、史料结合在一起的书，不会因为纯粹游记性的抒情，而觉得太寡淡，也不会因为史料性太浓而觉得只有参考价值，进而完整地保存阅读的愉悦感。
有媒体点评，韦力的一番作为，是想通过系统、专门地介绍各地书院的藏书，让读者理解藏书才是书院的“正根儿”。
韦力透露，《书院寻踪》是7年寻访的部分成果，记录了57家书院，而他总计踏足的书院及其遗址多达100余处。
“寻访”要提前做功课。“有的书院，光资料我就查了好几年。所有的寻访基本都是有计划的。有备而来，而非一时兴起。”他说。
近现代史上，随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书院体系也不得不“辞旧迎新”。书院被改造成各级学校，书院的性质也随之改变。算起来，书院在我国也已有100多年的消亡史了。但是，韦力认为，书院在历史上的作用很大，因为它曾经存在了上千年。去寻访这些遗迹，目的就是为了去记录一段重要的历史，它是中国藏书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何况书院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至关重要。
藏书人的初心
“照见”书院藏书
“如今，许多书院都没有痕迹了，寻访就难在这儿，你能知道那些东西很有价值，但是你找不到它。那么为什么还要寻访书院？”
韦力在2020上海书展上自问自答。他说，因为书院和藏书史有关。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教学并不是书院的唯一功能。我们现在一谈到书院，本能地把它想成一个教学的地方。这个概念源于宋代，当年朱熹到书院讲学，所以渐渐地把书院变成了一个以讲学为主的地方。
但韦力提出，书院最初的功能是藏书，放入藏书史去研究，才豁然开朗。比如，唐代的官办书院，建好之后，中央或者地方政府要在那里藏书。随着藏书的丰富，越来越多的学人会集中到书院读书。在读书的过程中，他们各抒己见，对读书中发现的问题进行研讨，书院也因此逐渐成为研学的地方。这就是后来那么多文人集中在书院的原因。教学功能后来居上，藏书功能被掩盖起来。
他还提出，虽然中国古代有官府藏书，但官府藏书主要是服务官僚体系。私家藏书楼则基本服务于家族内部。但书院藏书不同，这种藏书方式具备了公共图书馆的雏形，因为它是对公众开放的。如果追溯中国现代图书馆的起源，可追溯到古代书院，而不是藏书楼，这是大家很少提及的。沉淀下去研究，还会发现书院藏书以儒学经典为主。中国历史典籍流传至今，绝大多数是儒家经典，所以说书院藏书才是公共图书馆藏书品种丰富的源头。
这就是书院藏书与藏书楼藏书不同的地方。和藏书楼不同，即使书院是私人所办，它也带有半公开性质。有的书院虽然名义上招收同姓子弟，但是基本上不会拒绝外姓学子，所以说古代书院更具有公共性质。因此藏书史上必须单列出一个门类来，不能把书院混在藏书楼里面，因为它们性质不同。
杭州万松书院。新华社资料片
韦力还提出了大胆的体系建构，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藏书一般分为官府藏书、宗教藏书、私人藏书和书院藏书，这四个部分加起来构成中国藏书史的完整体系。而我们在谈藏书史的时候，重点叙述的就是官府藏书、宗教藏书和私人藏书，很容易忽略书院藏书。
传承书院藏书的精神之根
近年来，各地又开始重视对古代书院的研究，有的地方恢复了一些书院，但恢复数量有限。有的书院是新建起来了，如宋代四大书院中的应天府书院，是彻底新建。而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等都在原址上，保留下了古建筑。
当有媒体问及，当代书院和古代的书院有何不同？古代书院是不是已经彻底消亡，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古代书院没有彻底消亡。”韦力这样回答，比如岳麓书院，到今天仍然是湖南大学的一部分，并且学者仍然在这个地方讲学，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搞得有声有势。“我到岳麓书院去参观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它的这种气势。所以岳麓书院一直延续到今天，仍然是教学重地。”
9月17日无人机拍摄的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的岳麓书院一角。新华社记者薛宇舸摄
韦力感慨，《书院寻踪》的问世，是为了讲书院藏书的历史，并非只谈书院本身，而本世纪以来各地新建的书院，没有看到有什么藏书，这才是传承中华文化的一种遗憾。
谈及个人寻访过程中印象最深的一座书院，韦力特别提及江西华林书院。“我没想到它建在深山里，四周都是荒野，路上也看不到村庄。我想，古时候应该比现在人口更少；当然今天的山里也有书院，但多是休闲雅玩的地方，显然不是读书的地方。”
“古代的书院及其藏书，为什么会这样？深藏于大山里的书院，谁会来呢？”韦力依然充满好奇，对中国古代与书籍相关的一切，都在他的寻访之列，而依然还在寻访路上。
访谈
从书斋珍藏到“田野”考察
——对话藏书家韦力
记者：新华每日电讯许晓青、董雪
草地：您是当代知名藏书家，藏书、爱书本身，与探访古代书院遗址遗迹有哪些内在关联？
韦力：今天的古代书院遗址已与当年的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可能在遗址上寻觅古籍。探访书院遗迹，更多是通过这个活动讲述曾经的一段重要历史，我并没有抱希望在那里得到更多的藏书。
但任何事都有内在关联性，正是因为我喜欢收藏古籍，使得我对传统文化有了别样的亲切感，你可以认为这就叫“爱屋及乌”。与传统文化有关的方方面面，我都会感兴趣。尽管传统中有精华有糟粕，但择善而取之，还是有用之不竭的优点在。通过收藏典籍，我注意到古代书院的刻书与藏书；通过书院史的梳理，我了解到中国传统文脉延绵不绝，古代书院起到了重大作用。近些年来，不少学者专家注意到这一点，比如岳麓书院的邓洪波先生，他搜集大量书院史料，出版多本专著，系统梳理了书院文化的历史。
出于各种原因，关于古代书院的状况，当今学界主要停留在史料梳理及研究方面，少有人进行系统的实地考察。书院既然在传统文化史上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应当通过田野调查，系统考察各地书院的留存状况，以便了解哪个地区集中了多少家书院、每家书院有什么特色，这些书院对于当地文化有怎样的影响。我认为，只有通过实地探访，才能将这些观念有机结合，形成更加立体的认识。
岳麓书院雪景。新华社记者李尕摄
草地：您以寻访书院来丰富您对藏书的整体性研究。在您看来，梳理书院历史何“反哺”藏书研究？
韦力：其实古代书院跟藏书有密切关系，比如唐代开元年间创办的丽正书院，其原本的功能只是藏书。只是因为古代书籍珍贵难得，大多数人买不起书，而官府藏书没有资金方面的压力，所以能够聚集丰富的典籍。文人都想方设法到书院去看书，也必然会探讨书中内容，因此书院就渐渐成了学问研讨之地。这一过程中又会吸引更多人旁听，于是书院又逐渐变为讲学之地。此后讲学成为书院的主体，弱化了原本藏书的功能。
我对书院的梳理，目的之一是想让人们更为清晰地了解书院的历史，比如书院在藏书史上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书院在开展讲学的过程中，也刊刻了一些典籍。书院刻书的特性是什么？在内容方面有什么偏重？他们的底本来源是怎样的？书院刻书比书坊刻书的质量有怎样的提高？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我在探讨的过程中，渐渐认识到书院刻书的特性和重要性。近些年来，我通过寻访，梳理了书院史，进而认识到书院刻书的重要性，于是书院藏书与刻书成为我藏书中一个重要专题。这应当是寻访书院给我最大的“反哺”吧。
清代考院博物馆展出的清代紫阳书院考生程璚试卷。新华社记者李一博摄
草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藏书市场也几起几落，这其中有哪些是内在规律？哪些又是不可测因素造成的？
韦力：确如您所言，改革开放对中国现代藏书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认识到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性，很多有识之士捐出自己的藏书给公共图书馆。这种化私为公的过程，成为当时公共图书馆古籍的主要来源。1949年之后，全国各地大量的藏书，进一步归入公共图书馆。随着私人藏书式微，社会上很少有人再收藏古籍，那时的国有古籍书店仍然有收藏和保护典籍的任务。但古籍书店仍然是经营者，他们收购到的典籍当时主要供应给公共图书馆。然而很多公共图书馆又因为经费问题，只会购买少量古籍。大型公共图书馆重在增加品种，一般的典籍如有库存，若版本没有区别，他们便不会再买。古籍书店因此积累了大量库存。
正是改革开放，让古籍书店堆积如山的“库存”有了“新出路”。自那时起，古籍书市成了爱书人重要的“节日”，书市使古籍散入千万家，同时也传播了藏书文化。之后古籍进入艺术品拍卖市场，更多人意识到书籍既有史料性，又有文物性，因此很多人走入古书拍卖行列。但是古籍拍卖跟经济有密切关联，比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无论古籍拍场还是古旧书市场，书价都有一定的下滑。古籍虽然是文物，但有其特性，不同于其他文物古玩。如果站在宏观角度看，古籍市场始终是向上的趋势。出现这种结果，一是读书人对古籍的热爱，二是前几十年古籍太便宜了。
1999年，北京报国寺旧书市场，一位从业者向顾客推销古籍。新华社资料片
草地：据您观察，目前的藏书市场处于什么状态？在这个时机寻访书院，是否能进一步促进藏书市场的复苏？
韦力：目前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赶上了新冠肺炎疫情，古籍拍卖、古旧书会都无法举行。近几十年来，这两个市场都是定期举办，比如拍卖市场，基本固定春秋两季各举办一场大型拍卖，中间穿插几个小型拍卖。因为疫情的影响，2020年春拍几乎全部停止了，有的移到了秋季举行，而秋拍则只能推到2021年。
2020年举办的几场古籍拍卖，虽然从整体上不如以前景气，但是有些稀见本的价格却高于以往。可见有些爱书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对传统典籍的钟爱。
草地：在古籍保护和“活化”方面您有哪些经验分享？
韦力：您所谈到的“活化”，我想更多的是指古籍整理吧。这分为两部分，一种是对珍本古籍的影印出版。这对研究者最为有利，因为古籍本身是文物，每翻阅一次都对它有损伤。但书是用来读的，如果为了保护而不让人翻阅，那么古书就成了“死书”。如何解决典藏和使用之间的矛盾？影印出版是最佳手段。有些古籍留传稀少，有的也已成了孤本，古籍影印能够将一部书化身千百，使得孤本不孤，且能让更多的人来利用文献，这是很好的一种保护方式。
“活化”的另一种方式是点校整理出版。这种方式费时费力，但更利于普及。因为古书没有标点，一般读者有阅读障碍，经过点校整理之后，能够使古籍更加普及，其售价也会比影印出版便宜很多，这同样起到了普及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