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哪场历史事件，像1919年的“五四”运动那样，将历史如此清晰明澈地划为两个时代，它既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也是一个没落时代的终局。它蕴藏的巨大力量不仅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更冲击了人们的心灵，以高声的呐喊让人们向过去告别，又以万丈激情将人们带向新的未来。它更给人以一种积极的信心，让人们相信新的、几乎触手可及的光明未来正在前方等待着这个国家的人们。
几乎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这场为国家命运寻求答案的运动中。从公共知识界和学界，到工商界，再到工人。运动中的每一个人都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员，个体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国家命运的共同关切也将每一个个人联系在一起。
在“五四100年”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策划了“我在，我见，我记得（1919-2019）”专题。当后世回望这场运动时，就会发现，“五四”运动带给这个国家最重要也是最深远的遗产，并不仅仅是那一时代的变革，而是一种历史的自觉：“五四”运动中的中国人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意识到历史正把握在自己手中，中国人有能力也有必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所谓的“历史自觉”正是“五四运动”创造出的大写的“我”。“我”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我”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感受到了时代的风云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在创造“我们”的历史。
匡互生、梁启超、李大钊、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陈独秀、胡适、顾维钧、陶孟和、孟宪彝、那桐、辜鸿铭、梁漱溟......这些名字，有的如雷贯耳，有的寂寂无闻。但他们都为我们一次次还原着历史的细节。从4月10日开始，我们将会每日在公号推送一位五四人物。今天是许德珩——一介纯粹的爱国者。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董牧孜
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急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许德珩《北京学生界宣言》，1919 年5月4日
有“大炮”之称的许德珩，在成为五四运动的风云人物时，已经29岁了。彼时，北京大学是三年预科、三年本科的学制，这是他在北大国文门就读的最后一年，面临何去何从的前程问题。对于这场学生运动不顾一切的投入，改变了他一生的风向。
许德珩，与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杨振生等人，都被视为学生运动中的领袖，不过这些青年才俊们在路线和倾向上却内含张力。人称“段总理”的段锡朋，富有领袖魅力，在当时学生中影响极大；生在江西的浙江人罗家伦，外貌粗鲁，有“熊爪”、“爱炫族”之称；山东人傅斯年则更富学者风度，而较少政治家气质。傅、罗二人都是新潮社同仁，他们更关注思想文化革新，对实际政治兴趣不大。至于傅斯年的山东同乡杨振生，则以北大国文门“急躁的激进分子”闻名，他怀着那代人特有的反叛热情，将中国之落后归咎于传统儒家思想。
在这些人当中，许德珩对那些文化激进分子的看法是有些许不屑的，他是“一介纯粹的爱国者”——《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的作者舒衡哲如是评价。与那些不曾走出书斋的北大同学相比，许德珩大概老成许多，他是做过“革命军人”的。辛亥革命之后，许德珩曾在江西九江投笔从戎，参加了宪兵队，还做过九江都督李烈钧的秘书。“五四”之时，刻不容缓的爱国大业将这些本不同路的学生凝合在一起；而当“五四”共识的浪潮逐渐退却，不少“战友”的分歧就暴露了出来。当然，这是后话，还是让我们先将目光放回“五四”吧。
姓名：许德珩
时年：29岁
身份：北京大学国文门三年级学生
地点：北京
学生中的“大炮”
“五四”期间，有两则学生宣言广为人知。一则是罗家伦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一则是许德珩的《北京学生界宣言》。
一笔写出“五四”潮的罗家伦，他所一挥而就的“通告”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一响亮而精准的口号便由他提出。至于许德珩的“宣言”，是由文言写成，实际却比罗家伦的白话新体更激进得多，他大声疾呼，“不得之，毋宁死”，“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
许德珩之所以有“大炮”之称，就是由他的形象性格而来。陶希圣曾记录许德珩讲演时手舞足蹈的形貌：“每会必发言，每次发言都是两脚直跳，两手捶桌子，说得那样起劲，但是听众不知所云。”
1918 年，北大学生创办的《国民》杂志。
从开大会、起草宣言、写标语，再到“五四”当日走上街头，最后成为32名被捕学生中的一员，许德珩始终是积极分子。囚禁之夜，他在步军统领衙门监房里赋诗，写得也是“无一怕杀头”“锄奸不惜死”等硬骨头的句子：
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
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
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
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
当时，报刊文章几乎一边倒地支持这场运动，然而“五四”的学生领袖们却各有各的心思与判断。“五四”游行示威筹备会的两位主席傅斯年和段锡朋，最初是想让示威成为“有纪律的抗议”，但当学生运动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他们无法控制局势，内心也有所保留。“五四”游行之后，傅斯年很快急流勇退，再少出头露面。至于罗家伦，他对于自己曾积极参与“五四”一事，更直接表达了懊悔之情。时隔一年，他已将五四运动判定为一次失败的运动。在罗家伦的反思中，罢课、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荡，是“无聊的举动”。受到胡适影响，他放弃了大学生运动，转而认同以学术研究为途径来谋求救国。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部分团员合影。
对于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观念，许德珩相当不满。后来，这几人曾联名向北大教授评议会建议，想将北大迁往上海租界，目的就是要让大学脱离北京的政治环境。许德珩对此深为不齿，他在回忆录里狠狠给这些人记了一笔，还翻出旧账，说1918年傅斯年等“坏学生”曾到公府告密学生示威，“受到了蔡先生的斥责，也受到了许多同学的鄙视”。
许德珩的一些“指控”被认为有所失真。不过，真相究竟如何已说不清楚，政治路线不对付倒是真的。可以说，包括许德珩在内的北大较为激进的教师、学生，与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对立，在“五四”后已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
大钊“粉”与胡适“黑”
许德珩与“五四”战友们的路线差异，在北大学者新旧碰撞、中西交叠的思想版图里都能追溯到清晰的坐标。1916年末，蔡元培改组北大以来，这所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就网罗了国内顶尖的知识分子，空前活跃的学术自由气氛中，上演着史无前例的思想碰撞。
许德珩勾勒了当时北大的几大“影响力”分子：主办《新青年》的文科学长陈独秀，鼓吹文学革命；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许多新思想团体的发起或参与者；还有留美高材生胡适，“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他们作为《新青年》的撰稿人，虽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但政治见解上分歧很大。时任校长的蔡元培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他所招聘的教员李石曾、吴稚晖等虽然只来了很短时间，甚至并未正式就职，就将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到了北大。此外，被视为顽固守旧的国故派也被蔡元培聘用，用人条件则是“不谈政治”。
1925 年，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结婚照
许德珩对这些老师各有看法。一开始，他对陈独秀不大满意，觉得他文人习气太重，思想上没超出文学改良的范围。直到“五四”时陈支持学生运动的立场，才令他大有改观。蔡元培曾针对北大学生的旧社会恶习，发起进德会。许德珩对于这种“道德救国”的路线也兴趣不大，觉得是“知识分子超政治的资产阶级幻想”。对于“受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人”，许德珩更瞧不上，认为他们把美国总统威尔逊骗人的“和平十四条”宣扬成“民主的象征”堪称可笑。他还在回忆录里讽刺傅斯年，说此人“自夸可以把‘和平十四条’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许德珩是李大钊的小粉丝，虽说二人年龄只差一岁。李大钊是北大第一个、也是中国第一个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断言“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发出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当时，社会上介绍布尔什维克的材料尚不多，反对者常将其译为“过激派”。在1918年10月《新青年》五卷五号上，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许德珩视之为“卓越”之作——俄国十月革命才是他们所期许的真正革命。许、李二人常在办公室聚谈，情谊介乎师友之间。“五四”前夕，也正是李大钊从中运作，协调了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社团通力合作。
1984年，许德珩在撰写回忆录。
作为大钊“粉”和胡适“黑”，许德珩对老师们在五四期间态度的吐槽倒是很有意思：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胡适就讲民主主义战胜军国主义；李大钊讲马克思主义，胡适就讲“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可他同时却又宣扬杜威的实用主义）；李大钊站在学生一边，参与学生运动，胡适就站得远远的，并主张“20年不谈政治”。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胡适根本没有参加五四运动，反而被五四运动的怒潮“吓到了”。
对于当时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者，许德珩也不满意。在他看来，“名流”鼓吹之下，早年北大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生还不少。他们主张不要国家、不要家庭，名字上多半不冠姓。许德珩抱怨，“那时有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家，看不起学生爱国运动，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
恰恰因此，许德珩将学生爱国会改为了学生救国会，并筹办了全国性刊物《国民》杂志。实际上，国民杂志社的一百多位社员基本上都是热烈的爱国分子，他们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发动者和组织者。其中，又可分为陈钟凡等保守派，易克嶷等调和派，以及张国焘和许德珩等激进派。这本杂志的第五期上还发表过《共产党宣言》的前半部，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最早译本。
“五四”前后，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团体不断涌现，比如平民教育演讲团（学生救国会之组成部分），还有李大钊1918年联合各方青年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后者是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分散在国内各大城市，它们的参与者都同情或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尽管此后又因立场观点不同而走向分裂。积极分子许德珩自然是两个社团的参与者，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当年也参加了这两个社团，二人因此结识，成为“老熟人”。
一生爱国的“五四之子”
许德珩过人的社会活动能力，其实在1918年的“五四”前奏之时已体现出来。
段祺瑞接受“二十一条”的中日秘密协定被揭露之后，留日学生纷纷抗议，罢课回国，与北京学生接头后，1918年5月21日一同上街示威。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的游行请愿运动”，也是五四运动的前奏。这次运动显然没有达到希望达到的影响，许德珩将之归因为活动准备仓促，以及学生从来不问政治。
悄无声息的第一次请愿之后，许德珩更系统的“社会活动”开始了。他与易克嶷二人代表学生救国会去全国范围内“发展业务”。他们化装潜出北京，南下大串联，一路演讲宣传，大受欢迎。在天津，他们见证了有同学砍下小指头激励国人奋发的壮举，南下到济南遇见康生，从济南转武汉，见到恽代英，从武汉到九江，找到同文书院的学生方志敏及邓毅生。从南京又到上海，向上海学生团体宣传爱国、抵制日货。许、易二人还拜会了同情学生运动的孙中山、廖仲恺和朱执信。
短短一个暑假，许、易二人就把学生救国会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还筹集了一千多元，这笔资金便是用于先前提到的《国民》杂志。
1932 年，许德珩一家合影。
待到“五四”学生运动散去之后，尾声的故事尚未完结：5月6日有学生联合会成立。5月7日，许德珩等32名学生被释放，站在方桌上与大家见面。19日全体罢课开始。6月初北京学生示威，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响应。掀起了从知识分子到工商界，再到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6月10日，曹汝霖等三人职务终被罢免。全国学联诞生。
当一切都告一段落，学生们也面临人生的新分流。一些人留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另有一批人出国深造。实际上，北大、各省及研究系均为其政治集团培植新人。罗家伦、段锡朋等人赴美留学，还被当时报刊讽刺为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洋”。许德珩也毫不留情，认为他们被收买了，成为了“蒋介石的一条忠实走狗”。
不过，投身运动的许德珩，其实跟“对头”罗家伦一样，觉得自己近两年的学业颇为荒废。1919年12月，他也踏上留学路，乘四等舱漂洋过海去法国。
不同于出洋赴美的“胡适派”学生，许德珩赴法走的是“勤工俭学”路线。留法勤俭学会为一批爱国且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提供法、德、比利时等地的行程。许德珩回忆时说，当时这批人不太可能直接去苏联留学，于是就去靠近革命高潮的法国，采取既做工，又可求得学问的勤工俭学办法。此后，五四时期活跃学生分子在政治上的分化，日渐凸显。这些青年们日后不少成为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许德珩指出，勤工俭学的学生，回国后几乎都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些成为中国革命杰出的领导人；而吴稚晖在里昂中国大学培养的学生，以后则纷纷成了国民党政权中的骨干分子。
1994 年发行的邮票“爱国民主人士——许德珩”。
正如许多学者公认的那样，中国的共产主义正是从“五四”之中开始萌芽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于五四运动的态度，以及苏俄作出的对抗西方的榜样，促使一部分中国青年对西方的效仿从自由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甚至是形成了一种爱好社会主义的风气。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们，多为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因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很多年轻人，因五四运动转向社会主义，改变了人生道路。而许德珩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也是“五四之子”典型的情感结构。作为1918年《国民》杂志的创办人，这位江西老乡把爱国视为持久不息的任务。上世纪30年代，许德珩在民族救亡运动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抗日战争期间，他以爱国者的角色而享有盛誉；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继续利用自己的声望公开反对国民党。建国后，他曾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诚如研究者周策纵所言，必须详究整个中国文化运动史，以及经济、社会、政治、思想史实的演变，才能正确了解五四运动的意义。许德珩及其朋友圈的故事，也仅是其中一个篇章。
作者 董牧孜
编辑 李妍 走走 校对 翟永军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