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6点，京郊已经披上晚霞，余晖照进李淑敏的办公室，她合上笔记本，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这是2020年12月10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入户工作在这一天收官。覆盖全国每个社区、每个人的海量信息已汇总到数据采集处理指挥中心，经比对复查和事后质量抽查等程序后，将得出关于我国人口结构的最新数据。
70岁的李淑敏是通州区张湾村的普查员，过去近40年时间里，5次参与人口普查。陌生的名字越来越多，白天就能敲开的门越来越少……翻开自己的工作记录表，李淑敏能感到这40年张湾村的变化。
关了灯，锁上办公室的门，李淑敏掖好衣领，走向门口，“多长时间没这么早回家了，都快到冬月了。”
亮灯的窗口，“敲开”的概率大一些
“基本信息都帮您录入了，如果选择自主填报，就给您生成一个二维码，到时候自己在家就能填。”不管敲了谁家门，都能听到李淑敏的京腔家常和爽朗的“敏式”笑声。
从1982年开始的每一次人口普查，李淑敏都没落下，是“最老资格”的普查员。但打这次普查开始，李淑敏就觉得“难”。负责的200多户都在别墅区，家家户户住得分散，走得远不说，白天能敲开的门实在不多。
简单地忙活了一口午饭，李淑敏瘫坐在沙发上开始核对一天的工作记录。上午效果不太好，走了20多户，开门的还不到一半，下午还得再试试。
这是个新建的商品房小区，住在这里的人都是看中了周边的发展潜力和居住品质迁居而来的。生长在张湾村的李淑敏对这些“新人”不熟悉，平时走动也少。
能敲开的多是老人在家，许是这些年各部门的“防骗”宣传到位，老年人的戒备心反而更强。遇上说什么也不肯开门的倔老头，李淑敏倒也不急，坚持每天去“报到”。大概是执着动人，倔老头最后也想通了：“骗子才没那工夫天天专逮一个人骗呢。”
她也收到过小学二年级的孩子送来的牛奶，“奶奶，给你喝奶，喝奶补钙，腰就不疼了。”走了一天的李淑敏放下正在捶腰的手接过牛奶，心里觉得“可热乎、可感动了。”
从晚秋到仲冬，入户工作持续了两个月，李淑敏说这是苦中作乐。
掐算着到了下班时间，她和搭档马健决定再试试。站在别墅区的院子里，一个人“看灯”，一个人敲门，那些亮着灯的窗户，今晚“敲开”的概率会大一些。
像这样干到夜里九十点是常有的事儿，一户人家去上四五次也很寻常。李淑敏说，现在年轻人白天都外出上班，“过去可不是这样。”
12月3日，通州区张湾村，李淑敏在核对一天的工作记录。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赶上家里没人，直接到田里去找人
“三姐来了”，不用敲门，李淑敏推开一户人家的门径直走了进去，几分钟就能完成的入户登记往往要花去更多时间，老邻居总不免要拉拉家常。有时碰巧赶上家里没人，李淑敏就蹬上她的“大二八”直接“杀”到地里去找人。
张湾村的人都习惯叫她“三姐”。她穿过村庄，再绕过凉水河，把自行车停在庄稼地旁边，然后走进田里完成登记。一路带着风，好像没有“三姐”找不到的人。
那是改革开放的第四年，人们还在生产队里干活，凉水河边上的庄稼地里种满了玉米和小麦，旁边一排排的小土房就是张湾村。庄稼和房子，守护好这些几乎就是一辈辈村里人的全部人生。
这便是她口中的“过去”，1982年的夏天，我国启动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也是李淑敏作为普查员的第一次。
彼时，张湾村还是生产队，李淑敏是生产队的会计，被指派为普查员后，她在人民公社第一次接受了关于人口普查的培训。
“支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制定人口政策……”这些话像是一面清晰、工整的板书，连同念这段话时的声音一起牢牢地刻在了李淑敏的脑子里，她还记得老师叫张伯书。
分发给普查员的纪念钢笔上印着“三人普”的标准时点：1982年7月1日零时。
那年的普查内容一共19项，包括生育子女数和存活子女总数、1981年生育胎次、本户1981年出生人数。李淑敏说，那时候很多人家都是两个以上的孩子。
很快，当年9月，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
家门口做登记，不能把人家地踩脏了
这一户白天就没有敲开门，李淑敏不甘心，决定晚上再去试试。
这次她小心地敲开了邻居家门，不再径直地走进去，站在门口就做完了登记，“家家条件都好了，不能给人家地踩脏了。”
这是1990年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十年过去，张湾村的土房变成了瓦房，有了自来水和暖气。李淑敏还是骑着那辆大二八，只不过这一次她习惯了在夜里敲门。村子里还没来得及安装路灯，手电筒的亮度不够，骑车的速度也跟着慢了下来。
自从庄稼地都归了集体，播种收割也用上了机械化，村里的青壮年就蠢蠢欲动想要“出去”看看，集体分红的收入只是一方面，外出务工还能“创收”，家家户户都有了新的盘算。
说是出去看看，也不过是在村子周围的工厂里谋个灵活的差事。早出晚归，入户登记自然要配合着村民的时间来。改革开放的第十二年，李淑敏明白，有些变化不可阻挡，“好在人头都很熟络，只是辛苦些，不算难。”
普查表倒是令李淑敏生出些新的感慨，村里的一些老人已经不在了，小辈成了新的户主，“三人普”时统计的那批1981年出生的孩子也已经长到了10岁。这是计划生育开始显效的十年，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了。
为了反映人口迁移和流动数量增多状况，这一年的人口普查又增加了五年前常住地状况和迁来本地原因两项，达到21项。
12月3日，通州区张湾村，李淑敏向记者展示前几次参与人口普查的工作照片。新京报记者 陶冉 摄
陌生名字越来越多，有的家庭生了“二孩”
敲开房门，对面是一副陌生的面孔，李淑敏已经习惯了，普查表上陌生的名字越来越多，她要靠户口本信息核对才能保证数据准确。“六人普”配发了统一的证件和服装，这让李淑敏在陌生人面前稍稍有了底气。
那些喊她“三姑姑”的孩子都已经成家立业，有的留在张湾村，有的去了市里工作。另外一边，随着周边发展得越来越好，这些年在张湾村买房、租房的年轻人也多了起来。有的家庭还有了“二孩”。
也是在这一年，入户登记需要“上楼”了。2002年开始，张湾村经过旧村改造，村民分三批搬进了崭新的楼房。
李淑敏不担心爬楼梯，“自己的身体腿脚都不错”，单元楼明亮整洁，她再也不用打着手电了。
从2000年的“五人普”开始，人口普查被确定为每10年开展一次。李淑敏的身体也好像形成了某种肌肉记忆，每十年就会启动，每一次普查都一点点修正着她身体的记忆。
今年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实现了全面电子化，首次启用了自主填报方式，所有普查员都需要培训合格后上岗。
李淑敏经历过算盘、计算器、光电录入计算机的时代，在她看来，今年的PAD手持移动终端是普查员的新“武器”，在源头上确保了数据真实。
作为北京11万多普查员中的老将，李淑敏对“压力”不以为意。别人3个小时能走完，她可以走5个小时；别人一下午就能上手的操作流程，她可以加班到学会为止，“时间不是自己的吗？”
李淑敏不认为70岁应该成为标签。但她承认，这是自己最后一次人口普查了。
这次普查前，她曾遭到领导的“劝退”，考虑到她身体还不错，家人也支持，领导才批准了她的上岗。
“50多岁的时候靠‘二指禅’学会了电脑，70岁还能再做普查员，这是我自己追求的一点小小的价值感，也是我对人口普查工作的一点小小心意。”李淑敏说。
新京报记者 姜慧梓 摄影记者 陶冉
编辑 陈思 校对 吴兴发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