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纪录片《劳生不悔》最后一个故事单元“贵州篇”上线。
纪录片以“精准扶贫”为主题，最后一个单元由80后创作者杜海担任导演，记录了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盖宝村靠“网红直播”脱贫的故事。
杜海回忆，当时自己和团队成员用了近两年时间，跟着盖宝村“侗家七仙女”直播团队游走在深山的村寨里、县城的直播间和北京的媒体活动上，累计的全程拍摄时间约为80天。
谈及当时的拍摄初衷，杜海说，他们想记录这种“非传统方式的扶贫”，看看直播带货这种形式能否真正应用到贫困地区。”
26日，得知上线消息后，盖宝村“扶贫第一书记”吴玉圣也第一时间看完片子，他不禁感慨：“扶贫的心酸，看了这两年的片子里的记录历程才会懂。”
杜海团队在盖宝村拍摄。受访者供图记录“非传统方式的扶贫”
2019年年初，杜海第一次来到黔东南州黎平县，见到盖宝村“扶贫第一书记”吴玉圣。
当时，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计划出品一部扶贫纪录片，已经敲定了云南省怒江州的“医疗扶贫”、四川省凉山州的“悬崖村”搬迁等故事。
杜海是从媒体上看到的“侗家七仙女”报道。
2018年5月，吴玉圣在村子里提出“短视频、直播+扶贫”模式，并组建了“侗家七仙女”直播团队。一个深山里的直播间，改变了村子闭塞落后的困境，也向世人展示了侗族婚礼、打糍粑、斗牛、长桌宴等民族特色活动，吸引了粉丝和媒体。
经过调研后，杜海决定记录贵州“网络直播扶贫”的故事。“我们想记录’非传统方式的扶贫’，看看直播带货这种形式能否真正应用到贫困地区。”
2019年5月左右，杜海与拍摄团队开始正式拍摄纪录片，记录的主角便是“七仙女”团队。3年来，“七仙女”公益直播800多场，为家乡带货1.3亿元，纪录片拍摄与剪辑也持续了2年时间。
杜海和团队成员举着摄像机，跟着“七仙女”游走在深山的村寨里、县城的直播间和北京的媒体活动上，累计的全程拍摄时间约为80天。
“拍到后期，他们有时候都忘记了我们摄像机的存在。”杜海坦言，长时间相处下来，“七仙女”也把他当作团队的一员。这份信任，也让杜海记录下很多珍贵的影像，包括“七仙女”内部一些尖锐的讨论和成员脆弱的瞬间。
回忆拍摄过程，杜海说，他们见证了盖宝村的变化，村里的路修好了，新的寨门立了起来，小砖房和民宿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越来越多农特产品通过网络直播走出大山，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回到家乡工作。
“书记的扶贫理念是很创新的，但村民一开始没跟上，就会说他不务正业。”令杜海印象深刻的是，领导和村民对吴玉圣态度的转变，由一开始的“质疑”慢慢变为“支持”。
能记录下这个“创新”的扶贫故事，杜海觉得很有意义。
杜海在拍摄现场。受访者供图脱贫背后的“艰辛”与“坚持”
“艰辛”与“坚持”，杜海用这两个词形容“七仙女”团队的脱贫事迹。
杜海提及，拍摄之初，他们希望能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讲述一个有故事性、冲突性和鲜明人物特征的故事，但纪录片没有剧本，他们更多是在记录“七仙女”团队真实的日常。
2019年底，“七仙女”团队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杜海的拍摄也面临着中断的危险。
纪录片还原了当时的“艰辛”。“七仙女”本想带动盖宝村村民“养蛙致富”，但却因病蛙太多而失败。当时村民闹着要“退股”，“七仙女”团队也面临着资金链断裂、财政支持不足等困境。而带头人吴玉圣还面临着被迫降职、家人不支持、孩子生病等难题，当时他们一度拒绝了杜海的拍摄。
“纪录片就是要呈现冲突和变化，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等待这些。”杜海当时也曾担心纪录片的拍摄无法进行，但他也把这次危机视为一个转折点。在那三四周的拍摄周期里，他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无法跟拍人物，只能在村子里拍一些空镜头。
杜海（左三）与吴玉圣（左四）在纪录片发布会上的合照。受访者供图越是艰辛，越能体现吴玉圣坚持的可贵，杜海评价：“在大家最不理解、最不好看的时候，他还能继续做这件事。”吴玉圣回忆起那段时光，不禁说了句：“真的很难熬”。
后来，黎平县政府提供100万支持资金解了“七仙女”的燃眉之急，其中包括47万设备经费，53万培训经费。除了资金，还有县委领导的直接支持。2020年3月，黎平县委书记周文锋与副县长张万还与“侗家七仙女”一起直播助力“黎货”出山。
据统计，直播浏览量超过110万人次，实现线上线下交易额180万元，仅现场直接销售达2300单，推动黎平茶增销达600万元以上。
2021年2月26日，《劳生不悔》最后一个故事单元“贵州篇”上线。吴玉圣看了片子后，不禁感慨：“扶贫的心酸，看了这两年的片子里的记录历程才会懂。”
新京报记者吴采倩
编辑左燕燕
校对刘越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