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最新研究表明，为了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并预防未来人兽共患病的大流行，中国的野生动物禁食令是一个必要而恰当的举措。这一研究发表于2月22日出版的《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期刊。
该研究由西交利物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北京大学、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开展，研究者们通过对中国法律框架及野生动物贸易管理系统的空缺分析、分析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和犯罪案件记录，进而确定禁食令是促进法律及管理系统的完善并改变消费行为的关键措施。同时，研究团队还对未来的管理提出建议，以保障这一禁食令的长期有效性。
最严野生动物禁食令颁布一周年
多所高校联合研究必要性
为应对新冠疫情并防止未来人兽共患病的大流行，中国在2020年2月份颁布了野生动物禁食令。该决定实施后，引发了一系列法律和管理机制的调整，除进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的12种野生动物可以人工繁育食用外，禁止食用一切野生动物。
关于野生动物禁令的效用，在国际保护学界一直有着广泛的争议。禁令的反对者们更提倡良好管理下的可持续利用，这样通常能给当地社区和野生动物保护带来双重利益。“可持续利用的前提是行之有效的管理。”论文第一作者、西交利物浦大学助理教授肖凌云解释说。
但是，该论文的分析表明，中国的野生动物管理系统并没有完全达到期待中的作用。“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采取的是以增加供给方来调控野生动物制品市场，从而降低盗猎和非法贸易风险的保护机制，驯养后的野生动物可以进入商业市场进行交易。然而，现在的体系缺乏科学评估的准入机制，以确定哪些物种的养殖不会危害野生种群或公共健康。”她补充说。
近些年，很多地方政府出于扶贫的考虑，鼓励野生动物养殖业的发展。通过分析13121条国家级和各省级林业局发布的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该研究发现共有254个物种被商业利用，其中69个物种曾被发现是至少一种人兽共患病的宿主或传播载体。同时，引起研究者注意的是，尽管许可证的发放数量逐年增加，野生动物相关的犯罪案例不减反增，这也暗示了通过供给方调控的管理机制存在很大的问题。
除此之外，研究者还提及其他隐患以表明野生动物禁食令的必要性。“保护物种名录长期没有更新、管理部门间缺乏合作交流、针对野生动物检疫标准的缺失，这些漏洞加在一起，使得野生动物禁食令成为一道降低公共健康风险的及时防线。”论文的通讯作者、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李彬彬表示。
李彬彬提到，自去年2月野生动物禁食令颁布实施以来，随着全社会对公共健康和野生动物保护的关注度一再提升，一系列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比如中国32年未更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已于2021年2月1日更新发布。”
如何保障禁食令的长期有效性？
研究者们提出多种建议
研究者们同时还对如何保障禁食令的长期有效性提出建议。“政府在禁食令实施后为野生动物养殖户提供合理补偿是保证禁食令公平公正、长期有效的关键举措。”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北京大学的吕植教授说道。吕教授也是在2020年1月率先提出杜绝野生动物非法食用与交易，从源头控制重大公共健康危机的学者之一。
对禁食令长效性持怀疑态度的另一个观点是，如果对野生动物的需求维持不变，甚至随着中国GDP的增加而进一步增长，那么禁令可能会适得其反，反倒促使贸易转向地下，进一步刺激盗猎压力。
“降低消费需求是关键。禁令的效果取决于在供给量减少的情况下，消费需求是否会下降并低于供给，而这需要更长期的监测和研究。”论文的另一位作者、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保护主任赵翔说道。
“禁食令加上一系列修法立法的举措，我国政府正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来强调消费也是非法的；还有随处可见的宣传画，这么多年第一次，公众被持续不断的宣传强调食用野生动物是非法的，而且有健康风险。这将会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转折点。”吕植教授补充道。
该论文进一步提出，未来的立法和保护政策应该把野生动物贸易的公共健康成本也考虑进来。研究者们表示，实际上，包括在《野生动物防疫法》的修订过程中，这方面的举措已经在进行之中了。
肖凌云博士指出，野生动物供给链的溯源性、跨部门合作机制、针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国际间合作来防止国内消费需求向周边国家溢出，这些都是长期维持禁令效果的关键举措。
“中国正逐渐成为环境议题上的全球领跑者，对于生物多样性和公共健康议题的重视以及相应的政策改变会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周边一些国情类似的国家来说。“李彬彬博士补充道。”我们相信，今年中国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缔约方大会的举办国，国内的这场讨论和积极变化会进一步影响国际议题的设定与发展。”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顾秋萍 通讯员 寇博
校对 李海慧
来源：紫牛新闻
发布于：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