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献身电影事业始终走在电影改革前列的人
——谨以此文深切缅怀耿西林同志
舒振成
2017年12月27日夜，中国电影人的朋友圈被一条令人难以置信的悲痛消息刷了屏：德高望重的资深电影人、电影发行专家、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常务副会长耿西林，因车祸于2017年27日晚8点21分在北京安贞医院不幸去世！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让闻者惊愕不已、悲哀难抑，人们扼腕长叹，已无法用言语表达自己的痛惜之情。这一夜，多少电影人焦急探询、辗转难眠、泪飞如雨……
耿西林同志的不幸去世，是中国电影事业的重大损失，引起了全国电影行业的震动。人们纷纷哀悼、思念成河。在电影界，一个人的逝去能引起如此广泛的纪念，实属罕见。我与耿西林从相识到并肩工作，从北京市电影公司到中影公司一直共事，长达36年之久，作为她的老同事、老朋友，我对她的逝世更感悲痛万分，至今我仍不愿相信她真的这样走了。从我听到这个消息的这些天来，我与耿西林一起工作的诸多往事时时浮现脑海，让我无法忘却。现在，电影界同仁们都在以各种方式表达着对耿西林的哀思，我此时能做的，就是用文字简单记录下她的一些事迹，让大家更多地了解她，以此表达我的无尽哀思和对耿西林同志的深切缅怀。
我与耿西林相识于1981年，她从郑州电影公司调到了北京市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宣传科。耿西林的父辈都是原省级领导，但她一向低调做人，从不炫耀自己的家庭，在她的身上看不到任何高干子女的高傲和优越感，几乎所有跟她接触过的人，都喜欢用“平易近人”来形容她。
耿西林在北京市公司工作时是她的青年时代，她那时也就三十出头，正是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她性格开朗热情、活泼豪爽，说话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是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她来到北京市公司后，无论做什么都以身作则，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她的朝气蓬勃，她的爽朗笑声，感染着她身边的很多人。
耿西林在北京市公司工作了十余年，从宣传科到发行科，从影院排片到发行科第一副科长，她都脚踏实地、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后来市公司组建电影经营部，耿西林担任了经理。在市公司的十余年间，耿西林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做了大量的工作。她始终要求业务人员提高自身水平，为影院做好服务。特别是排片时，她总是精打细算，利用最小的投入争取最大的效益。那时候，北京市的单拷贝产出在全国位列前茅。
耿西林在北京市电影公司从1981年到1993年工作了十余年，这十年是北京市电影发行公司非常辉煌的十年，我们取得了连续十年以上发行收入连年增长的佳绩，这个成绩是来之不易的，而耿西林对此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
这个时期的中国电影行业改革仍滞后于全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仍实行着由中影统一购片，通过各省市统一发行、统购包销的计划经济的发行办法。在全国经济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之时，电影行业的改革比较缓慢。虽然当时已出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萌芽，但如何往下操作大家的思路都不十分清晰。当时各省市电影公司都在摸索，北京市电影公司在此形势下也进行了多项开创性的探索。
在那个充满理想的年代里，耿西林和北京市公司的同仁们充满热情地投身到电影改革的大潮中。其中有几项工作，我记忆犹新。
1.效益排片：在耿西林任影院排片和发行科长期间，北京市在全国率先进行了效益排片的尝试，并取得了良好的收效。效益排片打破了原来平均分配的排片模式，加强了对影院、对影片的研究。耿西林带领着发行人员对影片的投放时间、投放方法、拷贝使用数量等等进行了大量的统计，掌握了第一手的市场资料，使北京市的发行工作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大改进。
2.开拓科教纪录片市场。当时故事片的票价最高二毛五，纪录片专场是一毛到一毛五，专场必须是七本以上。故事片加映短片是免费的，一般也就加映两本。北京市电影公司为了突破票价的限制、适当浮动票价，进行了放映故事片之前“加映短片编组三本以上、提高五分票价”的尝试。事情虽小，但在当时这算是一个挺大的突破。在当时对票价严格控制管理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既不违反管理政策，同时又调动了影院积极性的办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由于能提高五分的票价，影院积极性很高，到处找科教片来加映，这个尝试不仅提高了影院收益，也为科教纪录片开辟了发挥更大作用的渠道和映出方式，科教厂的宣发人员对此十分兴奋。
3.业务承包：1985年，我们借鉴其他行业的经验，在全国率先采取了和影院进行全年业务承包的办法，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下达每年计划任务的惯例。这次的尝试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保证了我们发行业务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影院的放映积极性。这种办法后来也被全国所采纳：从1989年到1993年，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省市也纷纷要求一包到底的大承包，中影在和全国各省市公司进行核定任务时，就是借鉴了北京市公司近三年的平均基数，超过部分进行奖励的办法下达计划。这一方式稳定了计划经济最后几年的市场运转。
4.改变16毫米的发行方式：当时北京市公司借鉴了辽宁对16毫米的管理模式，对北京各区县公司，改变了原来分配调度16毫米的办法，根据北京地区的特点，制定和推广了区县公司“自购节目、自主经营、自行核算、自负盈亏”的16毫米发行办法。这是当时一项非常重要工作，调动了区县公司的积极性和经营自主权，有效地开拓了农村的广大市场。
搞发行的同仁们都清楚，发行工作繁重而琐碎，现在说起一个尝试不过是一句话，但每一个尝试的背后，都是发行人多少个不眠不休的日夜辛劳才能完成。除了北京市公司日常的发行工作，耿西林还积极参与和开展了华北大区五省市的业务合作，并开展与广西、宁夏等老少边地区的拷贝协作。而作为发行科的带头人，耿西林投身其中、乐此不疲，她永远忙碌着，用她对电影的热爱，在自己最好的年华全心投入到电影事业中。
年轻时的耿西林活跃在电影行业中，她精力充沛、忘我投入，充满热情，犹如冬天里的一把火，走到哪里就把温暖带到哪里，走到哪里就能燃烧起哪里的激情。耿西林的为人处世被大家所称道：她不仅能和年轻的同志打成一片，也能和年长的老同志友好相处。比如河北省的发行科长聂长江、山西省的发行科长孙宝旺，被耿西林尊称为聂大爷和宝旺大叔，这些称呼很快就在全国同行中推广开来，而平时沉默寡言的两位老科长也因耿西林的带动变得活跃起来。聂大爷五音不全，耿西林一句句教他唱歌，看片会上聂大爷“字字跑调”的《亚洲雄风》是传统节目，而他的歌声总能引起全国同行们的开怀大笑。如今已八十高龄的聂长江同志总是念叨：“是耿西林这个丫头把我推成了全国名人。”
在1989年之后，省市公司与各制片厂、新兴起的一些民营公司也有了更直接和密切的接触，各省的发行科长是能右左全国订购拷贝的人群，耿西林在其中很有影响力。因她对市场敏锐的判断力，各省同仁们常常以她的订片标准做参考，因此，她在制片行业也逐渐有了影响力。耿西林常常要接待大量的来访者，她思维敏捷，说话条理清晰，待人没有一点架子，点上一支烟、沏上一杯茶，她侃侃而谈，身上散发出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使她赢得了市公司内部、各影院、各区县公司、各省市公司以及各制片厂宣发人员的普遍尊敬。这，在行业内并不多见。
耿西林不仅用个人的能力在北京市拉近了市公司和区县公司、各影院的距离，改善了关系，她在全国行业中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比如在天津召开的一次全国发行科长业务会上，正逢耿西林38岁生日，大家得知此事，晚餐时全国同行纷纷向她敬酒，就有了后来耿西林豪饮38杯的故事。这个故事虽然有被渲染的成份，但也充分体现了当时耿西林在全国同行中深受大家的喜爱。
总之，在北京市电影公司的十余年，市公司改革和探索，耿西林都积极地参与其中，并主持推行，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一切，也为她后来到了中影公司这个更大的舞台工作和施展自己的抱负，进行了磨练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3年，全国电影事业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广电部下达了3号文件，该文件最主要的两条，一是国产影片由中影的统一发行改为各制片单位可以与各地方发行公司直接见面，进口影院仍由中影统一发行；二是电影票价原则上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电影改革迈出了第一大步，计划经济的发行体制被彻底打破。
在电影改革的浪潮中，中影作为计划经济的龙头企业首先成为调整对象，同时中影又被赋予了行业改革排头兵的重任。由近年调到中影的原省市公司人员组成的中影公司新的领导班子此时选中耿西林。新班子很坚决地把耿西林调入了中影并赋予重任，让她担任了新组建的电影分公司负责国内业务的执行经理。从此耿西林在全国电影事业的大舞台上展现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
耿西林同志后出任中影公司副总，中影集团成立后任中影集团总经理助理、发行放映分公司经理、新农村发行公司经理。在此期间，中影公司的法人代表和主要领导先后换了四五届，耿西林始终发挥着积极的助手作用。她能很好地摆正自己的位置，居功不自傲，功高不盖主，这是她能与不同性格和工作作风的几届领导密切合作、当好助手的根本原因。
有人为当官而干事，有人为干事而当官，耿西林显然是后者。
正因为如此，她政治上有责任心，业务上有敏锐洞察力，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她为电影的献身精神和廉洁奉公的高尚品德，令人赞叹不已。
初到中影公司担任电影分公司执行经理时期，耿西林同志肩负国内业务的重任，她以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率领分公司的同志认真研究影片的营销策略，分解布置各大区经营部的计划任务，保障了改革初期中影公司的业务经营活动有条不紊地开展。
这个时期，已经步入中年的耿西林，走向了成熟。在这个时期，耿西林要带领同仁们完成中影的各项任务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工作上的大智慧和驾驭业务经营的能力，也需要自身的人格魅力。耿西林以她高度的政治敏锐度和大局观，凭借她所拥有的市场把控力和工作激情，带领着团队实干加苦干，她工作执着，几乎从不休假，成了公司的主心骨和顶梁柱，赢得了同事们的尊敬。
自1993年之后，耿西林度过了中影公司举步维艰的日子，也经历了中影快速发展的幸福时光。年复一年，她的影响力也在逐步增大，成了电影界叱咤风云的人物。
从中影电影改革所经历的几件大事，就可以看出耿西林同志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山东突破。1993年底，因改革变动，全国各省市普遍出现了发行收入层层拖欠、省市公司普遍欠中影公司片款的情况，几千万的欠款严重影响了中影公司的正常运转。为了解决这次经济危机，中影公司领导选择了有代表性的山东省公司为突破口，如果欠款问题不解决，中影公司就直接与山东地市公司对话、开展业务经营活动。这，就是当时影响巨大的山东突破。此事表现了中影公司在解决欠款问题上的态度和决心，在全国各省引起巨大反响，这一措施促进了各省市对欠款问题的解决，减轻了中影面临的经济危机。
耿西林率领分公司同志，始终在第一线处理这一矛盾。面对着昔日的老朋友，经受着友情和原则的强烈碰撞，并以个人的影响力缓解了矛盾，促进了问题的解决，坚决地完成了中影领导交给的任务。
2.分账大片的引进。1994年下半年，广电部批准了中影公司每年以国际通行的分账发行的方式进口十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当代电影艺术、技术成就的”外国影片。中国电影事业坚持改革开放，与世界电影逐步接轨迈出了重大一步。
由于分账影片经营方式与原有的发行办法反差很大，主要是利益分配、中间代理公司利润明显大幅度减少，因而各省市公司普遍采取抵制观望的态度，甚至有的人对此上纲上线、进行攻击和反对，当时遇到的阻力很大。耿西林同志率领分公司的同志耐心地宣传，反复地做工作。为了圆满完成任务，分公司负责国内、国外业务的同志齐心合作，短时期制定了一整套的分账影片引进操作的实施细则。保证了第一部影片《亡命天涯》按时按计划在北京上海等六省市上映。《亡命天涯》上映后，取得了当时的辉煌成绩，突破了三千多万票房。此后，中影持续发行分账大片，终于在两年后将分账大片这种先进的发行模式，遍布到了全国的每个省市。
在推动分账大片的过程中，耿西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这种分成办法，国内以前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具体怎么操作和运作，只能是大家不断地共同研究。最终摸索出具体办法，制定了分账影片的操作细则。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泰坦尼克号》的发行。
1998年4月，中影发行了《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让中国观众为之疯狂，长达三个多月的映期为该片创造了3.6亿元的票房，这一纪录直到11年后的《阿凡达》才被打破。从1994年的《亡命天涯》算起，分账大片已引进了第四年。但1998年也是中国电影市场的低谷，票房萎靡不振（全年不足10亿），《泰坦尼克号》在中国银幕上的火热票房让处在一线的发行人员感到异常兴奋。可以说，在那个培育市场的时期，分账片给电影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主持发行分公司工作中，耿西林既坚持了原则、维护了中影公司的利益，也替合作方着想，想尽各种办法促成有益于双方的市场经营活动。正是她这种诚恳的合作态度，赢得了大家对她的敬佩。耿西林喜欢抽烟，每次出差下了飞机，经常找不到打火机，而当地接她的人，不管抽不抽烟，都一定会随身带着打火机。这虽然是个很小的细节，但很能说明大家对她发自内心的尊敬。
《霸王别姬》见面会
3.卖断影片的竞价发行。在解决了分账大片的推广工作后，解决中影公司卖断影片售价成了新的任务。此时各省市对分账影片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不接受、抵触到后来抢着来做、不让做都不行。在此形势下，中影把卖断影片和分账影片结合在了一起，以此带动一直低迷的卖断片价格。此时全国电影市场已经出现了省市公司相互竞争的局面，中影发行分公司为了寻求更大范围的与各级公司进行合作，积极进行了卖断影片竞价发行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当时这种谁操作卖断影片谁就操作分账大片的形式，有效地调动了各级发行公司的积极性。
耿西林在担任分公司经理期间，类似“竞价发行”的尝试做过很多，她始终在进口影片操作上不断地改变和调整着经营策略，不断改变经营模式，以适应市场的需求。
4.五元票价风波。2001年，一个五元票价运动从成都刮向全国（五元看进口大片）。这本来是四川地区两个公司之间不平等竞争的一个事件，经新闻媒体带有倾向性的报道，成了全电影行业关注的大事，在全国也影响很大。这一事件，再次把矛头指向了独家引进外国片的中影公司。此时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中影公司，犹如面对网络暴民：解释挨骂，不解释也挨骂，成都方面更喊出了“打倒中影公司”的荒谬口号。如果针锋相对直接正面反击，肯定会加剧此事件矛盾的扩大、造成更负面的影响；而回避和纵容，又伤害了正常的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
在如此被动的情况下，耿西林挺身而出，和领导们一起向社会各界出面解释，而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进行沟通最多的是耿西林。乒乓球运动员出身的耿西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像她娴熟地运用球技一样，精准解决。力量、速度、旋转和落点，恰到好处：面对各方的说法，她既不能让不懂发行业务的新闻媒体记者产生抵触情绪，更不能违背自己的专业常识对“五元票价”随声附和。耿西林用她极好的口才和坦诚的态度，向记者们介绍电影市场的规律及法则，并有理有据地分析了如果这种不公平的无序竞争成了气候，中国电影人艰辛建立起来的市场秩序将被彻底打乱。她遇事不慌，临危不惧，绵里藏针，既坚持了原则又不使矛盾扩大化，代表中影出面婉转表明了中影的态度。在此过程中，她所展现出来的智慧和个人魅力，令很多记者折服。最终，在中影领导的带领下，在耿西林及中影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下，中影顶住了巨大压力，缓解了事态的扩大和在全国范围内更大的波及。
5.院线的成立。2001年底，广电总局下发1519号文件，强力推进院线制的改革，凡是在2002年6月1日之前没有形成院线的地方，将停止向其供应进口分账影片。按文件要求，各省市公司面临选择，要么退出旧发行体、顺应形势建立院线；要么退出发行的历史舞台。中影公司又受到了新的冲击：各省市公司又一次出现普遍拖欠中影公司片款，中影账面上出现了巨额欠款。这时，耿西林跟大家共同研究对策，并提出了借院线发行来解决新的欠款问题。她认为，省市公司不可能真的退出历史舞台，那么谁来搞院线、谁解决欠款，不解决欠款问题就不能放映分账影片。同时，中影发行分公司的同仁们下到各省市，帮助各地组建院线。通过不懈的努力运作，追回了大部分欠款，而这其中的辛酸与艰难，唯有身在其中的同仁们能深切理解。
6.与华夏共同发展。2003年，我国第二家拥有进口影片全国发行权的机构华夏电影发行公司(简称华夏)正式挂牌成立。华夏的成立，对中影公司又是一个冲击。华夏成立后，分走了一半的分账大片和卖断影片，当时不少人对此是有抵触情绪的。而中影的领导以及耿西林，作为领导者，非常有大局观，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华夏的成立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耿西林当时反复跟同仁们说：不要说什么你死我活，华夏不成立，早晚也会有其他公司成立，国内独家发行进口片这种局面不可能长期存在，早晚得有竞争对手。在搞市场经济的大形势下，独家发行跟市场规律是背离的，肯定会被打破。
对于华夏的成立，耿西林始终给予支持，不仅扶持他们的业务人员，向华夏介绍中影的经验以及具体的经营方式、操作办法、市场监察等，还大力向华夏推荐业内优秀的发行人才。正是由于耿西林的态度，使原本处于激烈竞争关系的两家公司，始终能融洽共处。这些年来，双方既有竞争更有合作。这种关系，一直被业内称道不已。
7.组建各地联合体。中影公司从1994年开始，为了稳定电影市场，根据各地区的要求，与一些省市公司组建了经营联合体。比如最早的贵州影业公司。当时贵州省公司已无法运作，中影公司参与跟省市公司、当地地市公司共同组织了贵州影业公司。此后陆续在北京市成立了新影联影业公司、在四川组建了西南影业公司、在江苏参与了长江影业公司、在中南参与了中影南方影业公司等。每一个联合体从组建到运营，耿西林都全过程关注和参与，并在一些公司中，担任了董事长、董事等重要职务。
人到中年的耿西林自从调入中影后，率领着中影的发行团队，用她卓越的工作能力和超凡的人格魅力，团结同仁共同完成了各项改革工作，解决了不断出现的各种难题，经受了考验，度过了难关。在此期间，她所付出的巨大心血与精力非常人能及。从上述文字简单介绍的若干大事件中，大家已不难想象她的工作有多么繁重。每天她都要会见很多的人，这些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人，操着各种方言，与她讨论各种问题。无论对谁，她始终满面笑容、热情洋溢。这一切都在告诉着人们：耿西林，是最爱电影的人。
2008年初，耿西林退休了。虽然她已开始进入老年人行列，但多家民营公司仍高薪高职位来聘请她，耿西林都婉转谢绝了。她接受了中影的返聘，组建了中影新农村数字电影发行公司，去开辟和发展二级市场。当年，开启了电影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的田聪明部长曾表示：“只要农民看电影的问题没解决，就不能说我们的电影工作搞好了。”退休后的耿西林扑进了这个更辛苦、更广大的领域。“新农村”的组建、市场开发和运作，耿西林可以说是开创性的，这个市场从无到有，有太多的事需要她操心。公益服务让农民免费看电影、争取院线盈利的广告赞助、新农村数字放映的设备、农村公益电影的标准化放映等等，一个个课题耿西林在逐步解决着；甚至新农村“放映员着统一制服集合，乘车前往放映点，发海报、挂银幕、放电影”的公益电影放映标准，她也亲自参与制定，并向全国推广“标准模板”。
退休后的耿西林，除了新农村的工作，还一直担任着发行放映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她所做的工作很难用简单而乏味的文字进行描述。仅就发行放映协会每年编撰的《中国电影市场报告》一书，就可想见她的辛劳。这本书报告已编了十年，每年一本，都是由她组织修订的。如今，民营影视公司众多，原来的统计已被彻底打乱了，很多数据难以统计。而耿西林通过发行放映协会的方式，把这些民营公司都联系到了一起。因此，协会编撰的这个调查报告非常权威。这项工作，为总局、电影局提供了比较准确的、没有水分的统计数字和市场报告。诸如此类的工作，不胜枚举。
尤其是在协会工作期间，已六十多岁的耿西林不停地在外奔波、经常性的出差，她不顾当运动员时腿上落下的旧伤，不知疲倦地下到各个地区去调研、考察和解决各种问题。难怪有人赞叹：终生献身电影，唯有耿西林。
很多人说耿西林是中国电影改革的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和推动者，而我认为，她不仅是出色的业务干部，更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在中国电影改革的几十年里，耿西林义无反顾、拼尽全力，始终走在中国电影改革大潮的最前列。
多年以来，耿西林那种献身电影事业的极大热忱，获得了同行们的赞赏，而她的敬业精神与专业水平更赢得了人们的敬重。中国电影业内的人，一般不叫她耿总、耿会长，很多人喜欢叫她耿大姐或西林大姐。还有的人称她是“电影发行界的明星”、“女中豪杰”、“永远不知疲倦、拉车不松套的老太太”，在这一个个独特的称呼中，透着大家对她的亲近与爱戴。无论与她亲疏远近，凡与她接触过的人，对她都留存着深刻的记忆。她对电影事业的挚爱和坦荡无私的品格，在电影界留下了巨大影响；她的人生，在几十年的沉淀中成为了传奇！
2017年的岁末，对很多中国电影人来说，是悲伤的！
有人说，耿西林是为电影而生的，也是为电影而死的。我觉得，耿西林虽因电影事业而骤亡，却也因电影而得永生，她的音容宛在，笑语长存，她会永远活在电影人的心中。
我知道，如此简单的文字，不能表达我对耿西林骤然离世的痛惜之情。谨以此，寄托我的哀思，与大家一起深切缅怀耿西林同志。
2017年的岁末，我很悲痛，无以言表……
2018年元月五日于北京
舒振成口述王丹如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