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弃养背后，还有1500万对不孕不育夫妇为求子痛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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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郑爽在个人微博回应称是个人隐私，没有违法。但这次已不是明星私生活的娱乐八卦，而是有关生命伦理的严肃议题——

我们该如何看待代孕？代孕到底存在哪些伦理问题？明星去国外代孕是否违法？弃养被代孕婴儿是否涉嫌犯罪？

凡此种种，郑爽代孕事件中涉及的问题，尤其是郑爽一家的态度，为我们进一步关注代孕在伦理与法律之间的空白，提供了鲜活案例。

代孕话题，公众并不陌生。

郑爽代孕事件也许会加重人们的一种观感：代孕就是有钱人找穷人替自己生孩子。

说直白点，富人连孩子都不用自己生，而穷人连生的孩子都不是自己的。

的确，像郑爽这种明星找人代孕，明明能生而不生，是把生育商品化了，同时也把自己的孩子当成了某种可定制的“商品”。为了免受疼痛也罢，为了维护形象也好，本质上都已背离父母子女的人伦价值。

我们有理由相信，明星群体中选择代孕生子的，恐怕不只郑爽一个。

前面既有“古人”，后面也有“来者”。更多的“瓜”，也许已经在来的路上。

只不过，现实中的代孕故事，并不完全都是有钱人找人生孩子那么简单。我们看待代孕技术，也不能仅仅站在明星或者富人视角。现实中，更为迫切的代孕需求，非不愿生，实不能生。

比如不孕不育患者，比如老来失独家庭。对那些不幸的人群来说，代孕或许是一种救命稻草。

前几年有个案例，江苏一对夫妇在车祸中双双去世，两人都是独生子女。车祸发生时，一枚被冷冻的体外受精胚胎，正在医院等着做再也做不了的胚胎移植手术。4位失独老人为此请律师打官司，终于从医院要回了胚胎，又找遍各种代孕机构，终于在代孕合法化的老挝，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

看看这样的悲情故事，不难发现代孕技术也有其好的一面。事实正是如此，好与坏并非绝对分明，所以才让选择如此艰难。

“生不出二孩真烦恼：45岁以后近90%女性无生育能力”，这是《人民日报》四年前一篇报道的标题。

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率高达15%~20%，中国不孕不育夫妇约有1500万对。不孕不育者想要获得子嗣，代孕技术给了他们希望，但国内法律不允许，这些不孕不育的夫妇没法像明星直接去国外代孕，于是地下代孕黑市暗流涌动。

据《法制日报》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代孕中介已达四百多家。这种不受法律监管的地下代孕黑市，不仅手术风险问题凸显，还隐藏着各种伦理问题。

以最常见的代孕情形为例，已婚夫妇提供精子和卵子，体外受精后，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所代孕的子女究竟算谁的孩子？代孕妈妈有没有要求抚养的权利？

代孕是个漫长的过程，代孕妈妈有没有终止妊娠的权利？极端情况下，“保大”还是“保小”？雇主有没有权利因为不是男孩等原因，要求终止妊娠？代孕出现意外或者婴儿出现缺陷，怎么办？

很多人还特别担心，因为“出租”子宫能赚大钱，穷人女性会否被亲人强迫去代孕？

代孕技术如果走向泛滥，不仅穷人女性的子宫可能被“物化”“商品化”，代孕婴儿同样可能被“物化”“商品化”。

以上既是伦理问题，其实也是法律问题。换句话说，代孕技术的伦理问题，与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健全紧密相关；反过来，如果代孕技术合法化不能摆上桌面谈，这些法律问题将永远不可能健全。

而这是一个悖论。以郑爽选择代孕的美国为例，代孕程序正是以法律作为保障，法律文件密密麻麻，事无巨细都需约定清楚，双方都有律师，保障当事人在怀孕过程中的权益。

在我国，代孕“犯法”，这是公众的朴素认知。只不过，犯的“法”只是原卫生部的一个部门规章，而且该部门规章针对的只是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

从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订时删除草案中的“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代孕”条款，不难看出立法者对于是“禁止”还是“规范”代孕，也非常谨慎。

一方面，不孕不育者的代孕需求真实存在，地下代孕市场也真实存在，因为缺少法律规制，屡屡出现人伦悲剧。

另一方面，即便目前国内全面禁止代孕，“郑爽们”通过国外代孕也可轻松绕过国内法律监管，而且，海外代孕的孩子回国入籍并无法律障碍。

生育不该成为商品，代孕技术不能滥用，这是社会普遍共识。

郑爽代孕事件之所以毁三观，既因为其滥用代孕技术，更因为其对婴儿人权极度漠视，其弃养行为甚至可能涉嫌遗弃犯罪。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国内禁止代孕对富人群体其实没有太大影响，代孕伦理问题也不会因为法律禁止而不复存在。

在几乎所有医疗活动中，法律与伦理从来密不可分。

具体到代孕，如何更好实现平衡，以伦理引导法律，以法律保障伦理，远比明星八卦更加值得讨论。

发布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