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肝癌死亡人数占全世界肝癌死亡人数的55％。全国每年至少有12万人被肝癌夺去生命，其中男性8万，女性4万。由于肝癌本身的恶性度高、病情进展快，治疗难度大、疗效比较差，一般晚期患者诊断后的生存时间仅为6个月，所以被称“癌中死亡率最高”。
2017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公布了两种抗癌药物，E7080仑伐替尼和PD-1利尤单抗注射液联合使用的临床数据，表明这种疗法的疾病控制率接近100%。
两种新药的诞生，毫无疑问是肝癌患者的福音。然而这两种药，由于之前没有获得中国食药监管理部门的上市许可，曾经被我国的《药品管理法》视为假药。
其实，早在1997年公布的《药品管理法》中，这种未经批准或未经检验进口的真药，并没有纳入假药范畴。但是当2001年该法修订后，未经批准或检验进口的药就被认定为假药。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一犯罪构成要件，导致销售进口真药也会入刑。这两个修改扩大了《刑法》的打击范围，导致未经批准或未经检验的进口真药成了《刑法》意义上的假药。这导致了一大批人因此而获罪。
肝癌患者翟一平，替肝癌病友代购这两种新药，今年7月25号被上海警方刑拘，罪名是销售假药。他的抗癌药，有专门的德国渠道，只在德国原价基础上加价5%，比病友从香港购买还要便宜每个月2万。考虑到他要在国内组织冷链配送、送货上门，这5%其实不能算多，根本赚不到多少钱。他自己也说，“我主要目的是救人，然后顺便自己赚点小钱。”
病友通过注射治疗后发现的确非常有效，连医院都觉得很惊讶。翟一平被抓之后，许多从他那里拿药的病友茫然了。
“去香港既贵还麻烦，找其他代购者怕买到假药或没法保证药品全程冷链，未来该怎么办？”截至2018年8月9日，来自广东、福建、海南、江西等地的病友自发写了163封求情信，希望翟一平能早日出来。一封求情信上说：“他不出来，我们就得断药。”
一次貌似严格的执法行动，让如此多的普通肝癌患者面临困境。不是药本身有问题，而是法律有问题。
国家法律的两次修改，从过去较为宽松的认定，到2011年入刑的严苛，明显加强的是部门审批权限，而不是真正有利于老百姓健康。这种由两大国际权威医疗组织认定的，效果接近100%的救命药，竟然被认定为假药，滑天下之大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部门利益绑架国家法律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在翟一平被抓之前的6月15日，中国食药监总局正式批准PD-1上市，也就是说，以销售假药罪抓捕翟一平，并不具有十分充分的理由，这个药，在抓他之前就已经获得了官方的批准，即使按照现行法律来说，也不是假药。抓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大家可以自行逻辑推理一下。
求生是人的本能，正规的途径和方法满足不了肝癌患者求生的需求，他们自然会寻找“不正规”的途径。可问题在于，这种“不正规”是人为设置的障碍，并不意味着这些人就是十恶不赦的坏人。他们都是一些想要活下去的可怜病人而已。
翟一平的案件，性质跟《我不是药神》的原型陆勇一样，在舆论的压力下，检察院最终放弃起诉，陆勇无罪释放。
看过《我不是药神》后，总理批示“癌症等重病患者关于进口‘救命药’买不起、拖不起、买不到等诉求，突出反映了推进解决药品降价保供问题的紧迫性。”“国务院常务会确定的相关措施要抓紧落实，能加快的要尽可能加快。”
今年4月和6月，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进口抗癌药实施零关税并鼓励创新药进口，加快已在境外上市新药审批、落实抗癌药降价措施、强化短缺药供应保障。而自5月1日起，国家对28类进口药关税降至零，其中就包含了治疗癌症的常用药。但是，关税降了，药品价格并没有随之下降。部门利益、垄断利益，成为拦路虎。
翟一平案件的蹊跷之处就在于，当陆勇获得无罪释放之后，当患者普遍把海外购药作为求生手段的时候，有关部门依然把海外购买特效药当成可以入刑的重罪予以严厉打击。我们的药品管理体制，可能也就在这时候有着最为强力的作用。
如果说，制度严管的同时，能够促进国产特效药创新药的发展，解决满足老百姓的健康需求，严就严一点也没关系。可问题在于，这种所谓严格，并没有成为创新的动力，反倒成了创新的阻力。一种名为盐酸安妥沙星的新药的遭遇，足以说明一切。
新华每日电讯报道，盐酸安妥沙星是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1.1类氟喹诺酮类抗菌药，也是“十一五”期间获得新药证书的16种重大新药之一。09年上市后，盐酸安妥沙星曾一度令同类进口药降价10%-15%。
然而，该药面市9年来，始终未能进入国家医保目录及地方公立医疗机构基本用药目录，其20年化合物发明专利保护已在去年年底过期，这意味着其他药企今后可以仿制该创新药。不能进入医保，就意味着没有市场，没有市场，新药研发需要的投入就不能回收，进一步降低了企业投入新药研发的信心。
中国化学制药工业协会、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等四大权威行业协会曾做过题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医药创新生态系统》的深度报告。报告指出，从世界范围来看，单个创新药物的平均研发成本高达13亿元至18亿元人民币，但在中国创新药上市5年后，平均年销售额仅为0.5亿元至1.5亿元人民币，大部分新药研发经济回报甚至为负。
有趣的是，在今年初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盐酸安妥沙星获得2017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即使这样，盐酸安妥沙星依然未能进入医保。此相反的是，同为氟喹诺酮抗菌药，国外研发的左氧氟沙星与莫西沙星占据我国城市公立医院市场约94%。其中，德国拜耳公司在中国上市的盐酸莫西沙星自2004年被列入国家医保目录以来，年销售额扩大至少10倍，逾20亿元，是盐酸安妥沙星的40倍以上，大大挤占了我国同类药品市场。
20世纪90年代，我国医药行业生产的西药中97%都是仿制药。后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和发展，各部委也相继制定了系列政策推动医药创新，但由于创新药从获准上市到进入医保，再到进入医院的“最后一公里”落地难，导致一些创新药难普惠百姓。
2009年8月20日，陈凯先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22名院士写了一封联名信，建议“开通创新药进入医保目录的绿色通道”。结果是，然并卵。
事实证明，改革存在“中梗阻”，一些既得利益集团阻碍了改革的进程，而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调整，必然会损害原有利益集团的利益。但是，为了让更多人享受到发展带来的红利，就必须革掉这些利益集团的原有利益。陆勇都能无罪释放，翟一平应该也能。“假枪真罪”都有了新的司法解释，“真药变假药”也同样需要。
总的来说，药，不能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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