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取得了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经济成就。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实现这么大规模的发展。无论我们今天有多少的抱怨，呼唤社会更加公平正义，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思想上的解放是首要的。当时小学第一课第一页上印着“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选定了带路人。”中央刚刚确定的指导思想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严密的计划经济，彼时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连绵的政治运动，破坏了国计民生，国民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边缘。如果思想上继续坚持这样的指导方针，未来在哪里？必须从思想上破除人们精神上的桎梏，才会让社会激发出活力。
令人感动的是，几十年的运动刚刚消停，无数知识分子饱受摧残，但薪火不灭，依然有一批批的先驱勇敢站了出来，他们以决然的精神，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盗来天火，点亮了思想解放的熊熊大火，让我们这个民族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一直来到了今天。
所以，今天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不能忘记这些拎着脑袋去解放思想的勇士。他们面对传统模式的坚冰，是第一批破冰者。他们敢于面对思想和现实的困境，敢于打破陈规陋习，勇敢地站出来，以卑微之躯，推动着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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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6200多字的文章引发空前共鸣，开启了一个时代思想解放的闸门，也拉开了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序幕。
这篇文章的初稿，是由当时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撰写。当时，胡福明刚刚挨过整，尚未从动乱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中恢复，面对“两个凡是”，他心存疑虑：“这不还是要回到老路上吗？”一个偶然的机会，《光明日报》哲学编辑王强华向他约稿，他决定批判“两个凡是”。
但是，当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等正宗主流党媒，还在大力宣传“两个凡是”，这不仅反映了当时最高领导层的意见，而且，批判“两个凡是”会被指责为否定毛主席。在中国没有比这个罪名更大了。“所以当时心里有点虚啊，要准备坐牢的。”胡福明回忆说。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写了这篇文章。
那时候，胡福明的妻子查出肿瘤，被送进了江苏省人民医院，要住院手术。7月的南京酷热难耐。胡福明白天在医院陪护，晚上借着医院走廊上的灯光，忍着蚊虫叮咬，蹲着身子在椅子上草拟文章提纲，瞌睡了就把三张椅子拼起来睡一会儿。
几经修改，当年8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8000字初稿出来了。《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编辑王强华、理论部主任马沛文以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孙长江都加入到了稿件的研究和修改中。胡福明本人后来也到了北京，在报社住了20多天。前前后后，定稿历时8个月，最终见报稿有6200多字的文章。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勇士。
胡福明的稿子，本来是谈论哲学问题的，是哲学版编辑约的稿。虽然胡福明写的时候是奔着批判“两个凡是”去的，但按照排版来说在很后面了。是总编辑杨西光要求一定要放到头版。标题中的“唯一”两个字也是他加上去的。如果不在头版，如果不是杨西光加的“唯一”两个字。这篇文章的传播效果将大打折扣。
当然，作为老报人，杨西光这么干同样是要冒着很大的风险。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级别更高的党媒，都没有发出这样的声音。要给他扣个帽子实在太容易了。当然，他这么做成功了。多年以后回头看，如果要评价百年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章，这篇文章当属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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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位于江淮之间的皖东农村生产停滞、经济困难。滁县地区农村人均口粮只有500斤左右，社员集体分配的人均年收入只有70元左右。在定远、凤阳、嘉山等贫困县，不少社员人均口粮只有300斤左右，人均年收入只有50元左右。一些地方合作化以后20多年来的集体积累，折价不够抵偿国家银行贷款。从60年代初开始，每到冬春季，全地区总有大批农民扶老携幼、逃荒要饭。
就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刊发的同一年，1978年安徽滁县地区遭受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旱灾，粮食大减产，农村经济岌岌可危，农民愁思百结，干部焦虑万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群众发起了对旧的农村经济体制的冲击。
1979年初春，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秘密开会，决定土地按人均平分到户，耕牛和大农具作价到户，农产品交售任务、还贷任务、公共积累和各类人员的补助款分摊到户。如果生产队长因此而坐牢，其余17户共同养活其家属。
这一行动，自下而上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小岗村当年就获得了丰收。后来这种做法获得了自上而下的承认和支持，奠定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基本格局。而大包干以其独具的优越性受到农民的特别拥护，终于成为家庭联产承包的主要形式。
今天看，农业的未来应该是集约化经营，这种碎片式的农业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回到了过去小农经济时代。但在当时，对深陷困境之中的农村来说，却具有石破惊天的意义。没有这18户农民的勇气，打破桎梏不知道还有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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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1982年的一个普通下午，刚刚走马上任的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县委大院门口被一个妇女拦住，“请问谢书记，政府还让不让人活了？我们一家人要吃饭，天天被打击、被罚款……”这位妇女名叫冯爱倩，出于生计，在街头摆摊以补贴家用，却被县“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处罚，一时想不开，找到县太爷理论。
听完农妇的哭诉，谢高华大手一挥，我同意！他经过调研，得出结论：“义乌的农业发展已经到了顶峰，工业又只有一个黑白电视机厂，农民收入是很低的。如果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情况下，搞小商品经营积累资金补贴家用，会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4个月后，在谢高华的主持下，义乌县委县政府宣布于当年9月5日起，开放“小商品市场”，允许农民在不影响生产的前提下经商。两个市场分别位于稠城镇湖清门和廿三里镇。这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从此，名扬天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扬帆起航。
谢高华这么做，同样风险极大。1982年初，中央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以“投机倒把罪”抓了一批走在市场经济“风头浪尖”上的人。在个私经济发源地温州，五金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合同大王李方平、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以及电器大王郑元忠等几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此被称为“八大王”事件。
同处一地，这边还在打击，那边就宣布开放市场，压力可想而知。1982年11月25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召开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县委书记谢高华宣布“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在讲到出了问题谁来担责时，谢高华突然提高声音，拍着会议桌说：“出了问题我负责，哪怕摘我乌纱帽！”
改革开放四十年，有太多这样的先驱，他们真的是担着天大的干系，面对坚冰，勇往直前，去闯，去试，去做。或著文立说，或大胆实干，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到《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从蛇口到温州，他们从思想上行为上自下而上引领了时代风潮，带动了整个民族的思想解放。没有他们的勇敢前行，就不可能取得改革开放的成就。
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质朴纯真，充满着思考，拓展着认知，就宛如地理大发现带给欧洲人的激动一样，中国人也开始朝着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出发。既然是弄潮，就有风险，既然是突围，就有牺牲。正是这批破冰者的不怕牺牲，拎着脑袋，拎着乌纱帽往前冲，才有了我们的今天。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最不能忘记的就是他们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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