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1日，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2017年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在北京开班。来自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塞尔维亚、日本等26个国家的27位青年汉学家，将在中国呆上21天，零距离观察中国，更好地去研究中国文化。
▲由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举办的2017年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在北京开班。
这些来自26个国家的汉学家们，都有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一位在美国教授中文的美籍汉学家，在家里做饭鱼香茄子是拿手菜。一位4岁跟随父母到中国学习的日本历史教授，小时候很爱看《小兵张嘎》。一位塞尔维亚的姑娘，当年坚持要报考中文系，甚至不惜以“不上大学”“威胁”父母……近日，红星新闻记者走近这些远道而来的汉学家们，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
一位塞尔维亚中文老师
因为一本小说迷恋中文
为考中文系不惜以“不上大学”威胁父母
安娜•约万诺维奇穿着一件绿色的改良旗袍式上衣，带着一对绿松石耳环，从外表上看就极具中国风情。如今作为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教中文的老师，安娜早在十多岁的少年时代就已经和中国结缘。
▲安娜•约万诺维奇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离贝尔格莱德有80公里的小城市，那个时候在我身边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去过中国。”安娜告诉红星新闻记者，1992年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中学三年级的学生。她在家里的藏书中找到一本美国作家赛珍珠的小说——《帝国女性》。这是安娜第一次接触一部关于遥远的东方国家中国的作品。这本中国题材的小说让安娜开始对中国着迷。之后，她开始疯狂似地寻找赛珍珠写的其它作品，又读了《大地三部曲》等其它中国题材的小说。
“当时信息化程度不高，寻找和中国有关的资料并不容易。”安娜说，自己当时热切盼望能够找到一些介绍汉字的资料，但除了几个在百科全书里找到的汉字以及印在茶壶茶杯背面的“中国制造”那几个字之外，什么也没找到。在无奈之中，安娜甚至开始“创造”自己的“汉字”，把塞语的拼音字母写成带有中国风格的字体。“塞族字母有弯曲，就好像房子的屋檐一样。”
因为一本小说开始迷恋中国的安娜，在中学的时候一直是学校最优秀的学生。1994年，安娜要考大学了。包括父母以及身边其他的人都认为，班里成绩最好的安娜，可以选择英文或者医学专业。可是迷恋中国的安娜只想学中文。她甚至对父母这样说:“如果不学中文，那我就干脆不上大学了，干脆在家呆着。”父母因此妥协，而安娜也如愿上了贝尔格莱德大学的东方语言系中文专业。
那个时候贝尔格莱德的中文专业，一年招收15个人，却很少有人主动报考，多半是因为调剂才去。像安娜这样主动报考的极少。大学的大门向她打开了中国文化、历史和语言资料宝库的大门。她开始大量接触中国文学作品，包括鲁迅、老舍、巴金。“我第一次看的中文著作是巴金的《家》。”安娜说，18岁的她当时虽然人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但灵魂已经远远跑到了中国。
第一次来中国就有“归属感”
现在教书之余着重翻译中国文学作品
安娜第一次到中国，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她作为一名奖学金获得者去济南的山东大学进修了十个月。“到了中国之后，我并没有远在他乡的感觉，无论去什么地方，济南、曲阜、北京还是西安，都有重回故乡的感觉。”安娜说，第一次到中国留学的经历，让她对中国的感情在热爱之上又添加了归属感。而在2000年，安娜重新回到中国，去北师大中文系攻读硕士和博士，并在2010年拿到了博士学位。“虽然不是在中国出生和长大，但是对我来说，北京才是真正的故乡。”
毕业之后，安娜回到塞尔维亚，在贝尔格莱德大学上中文课。从2011年到现在，她已经教了180多名学生学习中文。而在上课之余，安娜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安娜喜欢中国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觉得文学里的中国农村很神奇。莫言的《蛙》以及《檀香刑》，在塞尔维亚正是由安娜首次翻译成塞语，在塞尔维亚出版。
安娜说，自己当年学中文的时候，连听中文广播都没有渠道，只得去老师那里翻录教学磁带反复听。而现在的学生学习中文，因为网络的原因非常方便，甚至用安卓手机可以直接听中文广播。她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同胞对中文有兴趣。“应该在塞尔维亚多推广中国电视剧，之前塞尔维亚播放的土耳其电视剧很多，结果学土耳其语的人就多了。”
一位日本历史教授
4岁时随父母到北京生活
儿童时代爱看《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
1972年出生的安藤润一郎，目前是日本东洋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和中国的缘分开始得非常早，至今说中文还会带着一点绵软的京腔。安藤润一郎的父母都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父亲安藤彦太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是著名中日关系史学者，母亲则研究中国文学。1970年代末，安藤彦太郎就来中国参加毛泽东著作翻译工作，母亲在北京大学讲学，而安藤润一郎也跟随父母一起到北京生活。
▲日本历史教授安藤润一郎
安藤润一郎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到中国的时候才4岁左右，一直生活到小学一年级左右。他先上了北大的职工幼儿园，毕业后升入北大附小。和中国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成长的安藤润一郎，小时候却最喜欢看《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等抗日题材影片。他说，和小朋友们玩打仗，自己都一定要当“八路军政委”。
上中学以前，安藤润一郎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先后数次断断续续来中国生活、学习。在他看来，自己在看待中日那段过去的历史时，是站到了中国人的立场在思考。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对于战争也都是反省的。在安藤润一郎跟随父母回到日本生活后，因为父母担心他的中文会退步，还专门请了中国留学生帮他继续辅导中文。
参加研修传递真实的中国
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就慰安妇问题进行赔偿
因为幼时在中国生活、学习的经历，再加上父母的影响，安藤润一郎在读大学的时候，自然而然把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当成了今后自己研究的方向。
“历史问题，需要客观冷静地阐明，如何对这段历史反省，又该如何对待历史的负面遗产。”安藤润一郎说，在他看来，日本政府应该就慰安妇问题进行赔偿。而自己来参加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也是希望能更深刻理解中国立场，传递真实中国的信息。“日本国内存在对中国警惕的情绪，但我不认同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对日本也是机会。”
而在中国参加汉学家研修的三个星期，安藤润一郎计划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微信，学习如何使用支付宝。一直还在用老款手机的安藤润一郎甚至决定在中国买一个智能手机。“在中国打车都需要，日本在这个方面还要多学习。”
一位美国汉学家
最开始学中文为了做生意发财
为“的、地、得”的用法和同学吵架三月不说话
今年40岁的美国人蔼孙那檀，目前是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授中文的副教授。1997年，他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开始学习中文。“那个时候学中文的原因可能跟很多人一模一样：大家都说如果你会说中文，可以去中国做生意，发大财。谁不想发大财？”
▲美国人蔼孙那檀会做拿手的中国菜。
抱着“学好中文发大财”的想法开始了艰难学习中文的历程。蔼孙那檀笑着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这个是当时真实的想法，并不是玩笑话，当时身边学中文的朋友很多都是希望学好中文可以做中美贸易的事情。
1998年，因为参加交流项目，蔼孙那檀到中国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留学。那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最怕的就是自己中文不过关。蔼孙那檀第一次坐飞机来中国，一下飞机，他用带着浓烈口音的中文问了一个机场保安“厕所在哪里”。“我当时口音很奇怪，没有想到对方居然听懂我的意思了。”这让蔼孙那檀很受振奋。“别人能听懂你说话，那应该可以过日子了。”
在北京学习中文的这一年，让蔼孙那檀收获良多。他说，自己和学校里的中国同学互助，他教对方英文，对方教他中文。不管是语言还是中国文化，他都进步得很快。在中国的时候，还认识了一个到学校学习英文的中国女孩，去她的家里一起包饺子。“这是很有中国特色的经验，非常难得。”
正是在中国学习中文的这一年，让蔼孙那檀改变了以前学中文“为了赚大钱”的想法。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曾经他和中国同学，因为学习“的”、“得”、“地”的用法，那位中国同学想说明的时候遇到了困难，结果双方在无法沟通之下吵架了，三个月没有说话。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足球赛的时候，也曾因为文化不同带来对事情不同的看法也引发过争议，互相无法理解。
而在1999年蔼孙那檀快要回国的时候，美国北约飞机在南斯拉夫轰炸中国的大使馆事件引起了当时中国跟美国外交的危机。在校园，蔼孙那檀感觉，和跟中国同学的交流好像停止了。那个时候，蔼孙那檀体会到中国和美国国际关系的重要性。也因为此，他慢慢地把发大财的愿望抛弃了，想要做中美双方的文化理解和沟通的工作。“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是学不完的，学不完所以才很精彩，一辈子可以继续学。”
中餐馆打工学习中文
学会做鱼香茄子、腐乳空心菜等中国菜
回国之后，蔼孙那檀在读完东亚研究的本科，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为了学好中文，他甚至还去中餐馆打过工。在中餐馆打工的经历，并没有让蔼孙那檀的中文进步多快，却让他学会了做得一手漂亮的中国菜。“鱼香茄子、腐乳空心菜、上汤白菜，现在我在家里的时候还时不时会做。”
现在蔼孙那檀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科幻小说和中国电影。这个课题在美国并不热门，他甚至研究中国晚清年间的科幻小说，也和中国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有过一面之缘。他用了中国一句古话来形容自己在美国教授中国文化和中文的感受。“我每天和学生在一起，帮助他们增长见识、扩展视野。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用这句话来描述自己可能太骄傲，但说实话，我是乐之者。”
“我的学生如果之后去中国可以点菜、能找到厕所，可以生活，我就会很满足了。”蔼孙那檀的微笑，在北京九月的阳光下，简单又明了。
红星新闻记者丨赵倩 北京摄影报道
实习编辑丨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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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