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日本获得的巨大战争红利，令列强眼红。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俄国强租了旅顺大连、英国强租威海卫。如今的中国在西方列强眼中，已经沦为了黄颜非洲。
此时，意大利人也想占点便宜，新任意大利驻华公使马迪纳随一艘全副武装的巡洋舰来了，经过考察后，意大利人选定了浙江的三门湾作为目标。在1899年2月底向中国正式提交了照会。意大利人万万没想到，总理衙门接到了意大利公使马迪纳的照会后，干脆拆都不拆，原封退回，由此展开了中意之间的博弈。虽然，英国人出面帮意大利人说话，但清政府依旧按照自己的节奏办事。意大利人对形势的误判，导致他们不顾自身实力，继续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又派出了一艘军舰到中国。
1899年3月8日，罗马批准马迪纳的请求，同意他向中国政府提交最后通牒，意方拟定的最后通牒是限令中国在4日内接受意方条件，否则意大利公使下旗回国，兵戎相见。同一天，英国公使窦纳乐再度出面协调，总理衙门答复说，退回照会绝非侮辱意大利，恰恰是为了维护中意两国的友谊。此时，法国与俄国两国表态，反对意大利武力威胁中国。在外部压力下，罗马决心改变立场，再观察一段时间。
10日，正在拟定最后通牒措辞的马迪纳，于中午接到了罗马的电报，要求他立即向大清政府提交最后通牒；但4小时后，更正的电报也发到北京，意大利外交部要求他暂缓提交通牒，等候指示。但是，马迪纳居然搞错了两封电报的序号，立即起轿赶往总理衙门，提交了最后通牒。次日（11日），西方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中国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写信给伦敦的助手，认为意大利的最后通牒导致“局势再度危急⋯⋯其他列强将援例而来，崩溃即在眼前。这并不是中国本身在四分五裂，而是各列强在把她撕成碎片。”
面对各国外交机构和媒体的质询，意大利外交部还一头雾水，发表声明辟谣。但随着媒体将最后通牒的文字发表之后，意大利才知道驻北京使馆摆了个巨大的乌龙，尴尬与恼怒之下，于12日下令将马迪纳调回罗马，并令其照会总理衙门，收回最后通牒，声明意大利并无强索之意。
同时，意大利请英国公使窦纳乐代为照管意大利使馆。窦纳乐认为意大利召回公使的举动十分不妥，不仅损害意大利的威望，更助长了中国人的傲慢，对列强都是不利的。但当他的意见辗转传到罗马时，为时已晚，召回马迪纳的决定已经于14日在议会正式通过。
赫德却对此并不乐观，他写道：“意大利虽然已将其公使召回，但是，显然并不会就此罢休。到了仲夏季节，很可能再来一道最后通牒，使我们处于困境。但是，不管怎样，看来中国人这回宁愿战斗，而不再屈服。而倒霉的是，我们再也享受不到太平岁月。刚刚度过一个难关，马上又陷入另一个困境；刚刚松了一口气，马上又出来一个难题！”
意大利当届政府是米兰事件后刚刚组建的军人政府，十分不得民心。得悉政府在中国大为出丑后，各政党一拥而上，纷纷弹劾军政府。意大利政府迅速破格提拔刚刚回国的原任驻华二秘、并担任过临时代办的萨瓦戈为新任驻华大使，率领4艘军舰，前往中国，于1899年5月份到达上海。
得悉意大利加派军舰前来，总理衙门立即指示两江总督刘坤一、浙江巡抚刘树堂积极备战。刘树堂在河南巡抚任上，给予了意大利和英国的合资企业“福公司”以极大的便利，如今，他要在浙江用枪炮迎接意大利人的到来。当时，中国朝野普遍认为，意大利实力远不如中国，他们在埃塞俄比亚都吃了败仗，中国还不如非洲国家么？所以，即使开战，中国是“庶几制胜有期”，因此一致要求对意绝不妥协，不惜一战。慈禧太后甚至表示，一把黄土都不给意大利人。
这种同仇敌忾的情绪，激励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担任大清国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就敏锐地嗅到了危险的气息：“意大利提出的要求，似乎没有得到全国的支持。但是，我担心还会发生更坏的事情。俄国人要求把铁路修到北京，中国已经派出一万五千军队到山东去示威了。董福祥的军队已经调回北京附近。他们扬言，6月份要把我们消灭掉。现在，大局不稳，我在考虑，趁目前平静的时候，先把妇女和儿童撤走。”果然，一年后（1900年），义和团运动大爆发。
意大利议会和国民舆论都反对对华动武。主战的驻华公使萨瓦戈与主和的意大利新任外交部长，在上海和罗马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电报口水战。此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派人细致地侦察了停泊在上海港的意大利舰队，准备一战。萨瓦戈端着架子在上海待了一个月，以为是在威慑中国，但中国毫不理会。倒是意大利政府沉不住气了，在罗马再三严令下，萨瓦戈只好到他熟悉的北京任职，把舰队留在了上海。到了北京之后，萨瓦戈痛苦地发现，中国完全不想妥协，甚至不惜一战。
重建后的大清海军舰队接到命令：做好南下浙江沿海的准备，要对即将入侵的意大利舰队予以痛击。此时，从英国订购的两艘4300吨主力巡洋舰“海天”“海圻”已经加入大清海军，海军共拥有五艘新购的巡洋舰，实力强于意大利舰队。北洋舰队统领叶祖珪已经命令各舰做好战斗准备，11月份，北洋舰队在长江口进行了海岸炮实弹打靶和鱼雷艇攻击演习，隆隆的炮声响彻海天。在天津小站的袁世凯也同时接到命令，率领他的新建陆军秘密向山东沿海集结，准备抗击意大利人可能的入侵；山东巡抚毓贤下令全境严防任何意大利人以任何名义进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陆海军第一次动员起来，准备打一场国土保卫战。
而此时意大利政府只求一个体面下台阶的机会，实在不愿意动用武力。罗马最终通知萨瓦戈，全面放弃在华的任何殖民活动，尽力向中国争取租借到一个小小的加煤站，就可以对国内外有个交代。意大利海军当局也表示，面对中国的军力，意大利没有能力开战，甚至将主力巡洋舰“马可波罗”号也撤离了中国。列强们也纷纷与此一事件进行“切割”，意大利陷入孤家寡人境地。10月份，意大利外交部最后严令萨瓦戈放弃任何进一步的行动。
更令意大利人颜面丧尽的是，在谈判中，萨瓦戈向中国方面强调意大利不仅是文明的摇篮，还是现实欧洲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欧洲公会”（Concept of Europe）的重要成员，但他们的翻译却将“公会”翻译成了“剧场”，中国代表们自然是听得一头雾水，《泰晤士报》驻京记者、澳大利亚人莫里循却将这一丑闻刊登到了报纸上，嘲讽意大利人在整个三门湾事件中的表现果然是一场“闹剧”。
这场“闹剧”最后以中国的几乎完胜告终，包括北洋海军在内的军事动员与反威慑，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胜利，彻底断绝了欧洲众多小国想跟在列强身后从中国龙身上咬一块肥肉的念头，阻止了中国外交环境的进一步恶化。赫德记载过，当时丹麦也要派出一些巡洋舰，来中国捞个港口，但空手而归。当时担任大清国海关高级干部的美国人、日后著名的汉学家马士(H.B. Morse)写道：三门湾事件令“爱国的中国人士的心里，不胜洋洋得意之感”。
不久之后，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一带迅速蔓延。萨瓦戈在发给罗马的报告中认为，中国朝野之所以在对待列强的态度上日趋强硬，就是因为其在三门湾事件中大获全胜的缘故；中国曾经屈服于英、法、俄、日、德的压力，却在对抗意大利方面取得成功，这造成了巨大的后果。
北京的外交使团也普遍相信，三门湾事件令中国政府更为“傲慢”，为了对抗这种傲慢的继续蔓延，列强只能不断地施加更大的压力，包括军事威胁。自此，一场相互刺激的“傲慢”竞赛开始了，最终引爆了1900年的北京使馆攻防战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意大利人投下的火种，引爆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火山。刚刚拿到开矿权的“福公司”正好坐在火山口上，只能悄悄地等待时机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