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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性格的原因,我挺在意周围人说的话,特别是爸爸生病之后,我简直不能听一丁点儿不友好的声音。
但不可避免,身边总有那么几个不会说话的人。
比如办公室的同事闲聊的时候,当着我的面说:“癌症病人都没有几年好活。”听到这话,我就忍不住想生气。
如果她们只是无心之语,我也遇到一些故意为之的恶语相向。
有个医生朋友,当初爸爸生病的时候,我还咨询过他,因为不是相关专业,后来就没有再麻烦他。两年过去了,爸爸查出肺部有结节,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提到了这件事情。他说:“病情挺严重,能熬一天是一天吧。”
世界上有那么多委婉的表达,为什么非要说得那么直白呢?
每次听到这样的话,我敏感的心都会被刺痛一下。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埋怨别人,谁让你心胸狭小,气量不够呢?
这几年读了几本书,心胸更狭隘了,那些知识还没有达到学问的程度让我僵化,只是令我对世界和生活更敏感。一个敏感的人天生就生活在苦难之中——曾有位诗人如是说。都不必时代或社会额外强加你苦难或事故,来自心灵的波澜或暗涌就可以让你仿佛经历过世间无数波折起伏。
即使内心再煎熬,面对爸爸的时候,我总表现得很乐观,话也是捡漂亮的说,我怕负面的言语会影响他的情绪。所以我和姐姐一直努力把他保护起来,不让他过问自己的病情。
昨天晚上,我们一家出门散步,电梯里除了我们还有一个中年妇女。我无意识地靠了一下电梯,电梯晃动了一下,中年妇女提醒我说:“危险,不要晃动。”我马上道了歉。老爸调皮,故意晃动了几下,边晃边说:“现在电梯设计很安全,晃动并不会带来危险。”说着,到了一楼,大家走出了电梯。没料到,那个妇女边走边大声说:“下次想死的时候自己去死,不要带上别人,反正你年龄大也活够了。”
我努力克制住自己想给她两耳光的冲动,我想问问她:“你的嘴那么臭,你的命咋就那么娇贵?”
等她走远了,我怕爸妈心情不好,想开导一下他们。爸爸却说:“没什么,别人想说啥就说呗。她不懂,电梯真没她想的那么危险。”
我妈也说:“你们两个不听话,人家骂你们是应该的。”
看到他们两个释然的样子,我的气也渐渐消了。
气消之后我意识到,如果不是爸爸生病,我也不会那么生气。就像以前,有个大学同学跟我一起过马路,他说:“你被撞死了无所谓,你还有个姐姐,我是独生子,我的命比你值钱。”那时候,我只把这句话当成玩笑。
人啊,一旦有了顾忌,就格外在意周围人说的话,害怕它们会有什么深刻的含义。
为什么人们那么在意不吉利的话呢?好像潜意识里觉得不吉利的话进入耳朵就一定会发生一样。
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里说:“假如听起来我预言的似乎全是不吉利的事情,那是因为我是富于常识的现实主义者。我以泛论演绎性地述说事物,结果听起来简直像是不吉利的预言。为什么呢?无非因为我们周围的现实无一不是不吉利预言的实现。随便哪天的报纸,只要翻开来把上面的好消息和坏消息放在天秤上称一称,就谁都不难明白了。”
说白了就是人们太在意不吉利的预言,在心理作用的影响下,不难在现实中察觉到那些语言的蛛丝马迹。
明知道那些恶言恶语没什么意义,却时常为了别人的一句话而不开心,爸妈对此的评价是修为不够,说我缺少历练。或许经历得多了,就会慢慢看淡,时光会打磨掉你的嚣张跋扈,给予你洞察秋毫的眼与稳妥不惊的心。对于爸妈来说,语言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杀伤力。
越来越觉得会说话是门技术,会听话更是门技术。
所谓“耳不听心不烦,眼不看嘴不馋。”世间的好事,固然要认真听、用心听,如果是不顺耳的话,就要做到入耳不入心,不然早晚会被气死的。
不知道是不是现在的人太闲了,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一堆的闲言碎语。“谁人人前不说人,谁人背后不被说”,我们谁也无法挣脱这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这张网中的一个小蚂蚱,等待着四面八方的炮击。每天上班,打电话的声音,吃东西的习惯,记录笔记的方式,等等都要遭受周围人的评价。
有时候我真希望人与人之间能多一些真诚的冷漠,别瞎xx关心别人的生活。
可是嘴长在别人身上,你无法控制,也无法预料他们会说出什么。
那些打不死你的,都会使你变得强大;那些诅咒不垮你的,也会让你变得更好。
以后我再也不去在意无关的人评论我爸爸的病情,我会用更多的时间照顾他,帮他度过这个难关。
我们一直友善对人,心地善良,说话和气,可还是避免不了有一天,有人对你说出“活该,去死”这样的话。世界没有那么好,也并不是那么糟,谁都没有义务在意你的感受。我们要做的,只不过是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善意地对所有人,在环境不允许的情况下,保护好自己真正在意的人。
生命只有一次,别被身边几个没素质的人气死,太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