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要想写小说，必须有钱，再加一间自己的房间。”这句话俨然成为一种女性宣言。可一旦实践就会发现一个悖论，女性应该先有了自己房间，然后有钱，还是有了钱后才能拥有自己的房间。
1928年，伍尔夫在剑桥大学的演讲说出这句话时，态度并不是乐观，演讲的主题为“女性与小说”，面对有限的女性作家榜样，无非是谈谈范妮·伯尼，再说说简·奥斯丁，夸赞一番勃朗特姐妹。“就我而言，女性与小说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关于女性与写作的讨论一直延续至今，在近些年趋于流行。不可否认，讨论会让人们关注女性创作，但在一片表面热闹之下，问题却一个都没得到解决——对写作本身避而不谈，肤浅地强调女性身份特质，对她们的天赋、智力与努力却视而不见。
23年后，我们终于等到这本女性作家群像
被誉为美国最伟大的评论家之一的马尔科姆·考利说：“大多数采访者要么对文学不感兴趣，要么太把自己当回事。有的记者对作家工作一无所知，只是渴望诱导作家对性、政治和神发表荒谬言论，或本就是野心勃勃的作家，故意在受访作家面前炫耀自己的老练，然后以牺牲受访者为代价输出自己的观点。”
《巴黎评论》之所以不同于这类采访，因为他们做到了两件事——做功课和谦卑。“他们完成指定的阅读任务，提出好问题，然后等待回答，认真听取答案。”由此确立了一种全新的书评范式，可以说是最忠实于作家的书评。
《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让我们看到了壁画式的女性作家群像。她们只向写作负责，写作靠的是大脑，而每个人的大脑恰巧构造相同，不分她他。那么，写作的成功也不该有男女之分。
娜塔莉·萨洛特说：“我一直都是个女权主义者。但’女性写作’这个说法令我震惊，我觉得在艺术上我们都是雌雄同体。”除了强调性别，人们还热衷于将不同女性进行比较，“在一次会议上，有人问我，玛格丽特·尤瑟纳尔和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什么相似点”，她的回答是：“她们都叫玛格丽特。”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被问及“女性”问题时，她的回答是：“被定义为女性作家有什么好处吗？”
纳丁·戈迪默说：“我从不觉得一个作家的性别很重要，只要他们干了作家该干的事。”
即便是活跃于女权运动的格蕾丝·佩雷，被问到上世纪50年代是否感觉到一个女性作家团体存在时，她的回答是：“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闷头写作。我并没有说，哦，根本没什么女作家，实际上我的想法是，这个主题本身就无足轻重。这世上究竟有什么人会对这种琐事感兴趣。”
在《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序言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到：“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男性作家会被要求去参加专门探讨男性创作问题的会议，或仅仅因为性别为男，就被要求必须支持另一名作家。但女性作家始终总会被这样要求，这加重了她们的不安。”
1998年，《巴黎评论》编辑部开始着手完成一份重要的工作，将所有女性作家采访集结成册出版。时隔23年后，我们终于等到了简体中文版上市。在这场漫长的接力赛，棒子终于交到我们手上。
盖住“女性”二字，她们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就像珍妮特·温特森在访谈中说的：“一方面我是一名作家，无关性别；另一方面我不仅是一名作家，还是女性，我对此非常有意识。我意识到女性写作的声音在不断增强，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我必须继续，必须再多做一点，如果可能的话，再往前多跑一点点。不然的话，我就同时辜负了过去和未来，辜负了当初那些绝对尽了全力、做出过巨大牺牲的女性。在一个房间的末尾，伍尔夫写过一段话说我们必须为女性作家努力，这样才会继续出现女性作家。我的工作就是如此。”
“必须再多做一点，如果可能的话，再往前多跑一点点。”“我们必须为女性作家努力，这样才会继续出现女性作家。我的工作就是如此。”这也是《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出版的意义。
书中所收入的采访，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956年，《巴黎评论》的记者敲开了波伏瓦房间的门。你会诧异于波伏瓦书房里的书非常无聊，她会解释说：“好书都在我的各位朋友手上，再也回不来了。”
最新一次采访是2015年与《我的天才女友》的作者埃莱娜·费兰特一起漫步那不勒斯的海边。你将听她亲口讲述逃离公众视野隐居的20年里如何创作出“那不勒斯四部曲”，和她隐居的动机——质问被媒体控制的世界，“作者出售的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自己和他的形象。”对此，她的回答是：“我永远不会亲自出现在一本出版的书旁边，就好像那是一条需要主人陪伴的小狗。”
在这些访谈里，她们曾和你我一样年轻，一样缺乏勇气，被这个世界激怒过，被编辑反复退稿，偷偷模仿过经典作家，又挣扎着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也会偷懒，想过放弃。至少阅读时，我们终于可以暂时脱离两性对立的焦虑，不再担心女性作家因为性别而被低估。因为这些访谈让你意识到，盖住“女性作家”的“女性”二字，她们仍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
无论是哪种性别，写作者都不用再恐惧失败
1953年，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创办了《巴黎评论》杂志。他们推翻之前的采访套路，建立了一种全新的采访范式，语录体。在语录体被广泛应用的今天，你可能很难体会这群年轻人的勇敢。
但如果你知道当时的社会背景，1955年，杂志《家政月刊》的“贤妻指南”栏目列出还在要求女性“即便你有一堆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说，但不要在他一进家门的时候就开始喋喋不休，让他先说。记住，他的话题永远比你重要。”
而1956年的夏天，《巴黎评论》的记者选择坐在多萝西·帕克房间里，像FBI的探员奋笔疾书记下了她的这段话：“你得记住在很早的时候，当这座城市还有水牛横行的时候，我就在为争取女性的平等权利做斗争了。我们在男人的嘘声中游行。当我们一直站在街灯下，试图争取平等权利时，亲爱的，我们并没有预见到那些女性作家。”
考利说：“他们梦想中的杂志要比实际出版的《巴黎评论》更好”，但在没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他们幻想着靠自己的精力与创造力来弥补那些缺失的资源。”当时，这群无畏的年轻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留给这个世界什么，只是全力让这本杂志长久地活下去。
但这样的内容让我们也可以对未来有了期待，在未来或现在，一个女孩或男孩，确切地说是一个年轻人因为读到这本书，然后开始写作，他们在地铁、公园、咖啡馆、马路边或自己的房间里写，在任何他们觉得舒服的地方写；可能只坚持了一天，或坚持了一辈子。
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跟任何人说自己是个写作者，或是未来小说家；他们可能会成为写作大师，但大概率会默默无闻一辈子，都没关系，因为他们不再恐惧失败，无论他们是哪种性别，都不再担心有人把性别当成优势去攻击异性写作者；他们只需要做自己，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写作赋予每个人的自由，因为曾有一群女性作家榜样告诉他们可以这样做。
作者: 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 编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品方: 99读书人
原作名: Women at Work: Interviews from The Paris Review
译者: 肖海生 等
出版年: 2021-2
页数: 392
定价: 65.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巴黎评论
ISBN: 9787020160303
在此致敬：
译者老师：丁骏、盛韵、汪天艾、陈英、李尧、肖海生、张晓晔、龙荻、姚瑶、伽禾
编辑：卜艳冰 潘爱娟 邰莉莉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