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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以人为本 才能释放巨大动能 |经济的韧性系列评论

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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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展现了它强大的韧性,复苏超过预期。当我们谈到中国经济韧性的时候,会说它有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有超过4亿且仍在扩张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我们以为,这些还不够。我们更关注其背后激发内在潜能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把这些沉睡的潜能唤醒?我们试图从一些关键词中理解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是如何释放的,这是中国经济韧性之源。

|关键词:城镇化|

宋馥李/文每一段激荡人心的城市史,都蕴含着一些共通的规律。

上半年,我阅读了深圳建城史,有这样一点发现:40年建成的这座一线城市,“奇迹”背后有一些历史必然。当全国的人才流动铁板一块,深圳特区敲开了一个小口,引发了人口的迅速集聚。建市前三年,深圳城市形态只是一个小镇,更多的是待开发的山包和水塘,但那时的“深圳户口”十分诱人,无数人奔赴这个荒蛮之地,只为了让自己离散的家庭能够共用一个户口本。

另一段故事同样令人感喟。2019年下半年,我去了刚刚“由镇变市”的龙港,拜访了陈定模。1981年,小镇一把手陈定模,胆大包天地要创建一个“城市”,在一片海滩空地上,啸聚四方百姓,让他们自己解决口粮进城落户。你能相信吗?无数人携家带口奔涌而来,一夜之间形成了一座城市,虽然一直叫做镇。那些早期移民,如今已繁衍到了第三代、甚至第四代,才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市民。

当你认真溯回到历史现场,会发现很多城市的形成、壮大,只是顺应了历史潮流,释放了人们进城的热望。仅此而已。

城市,由人集聚而成,人们分工协作,交易不同的商品和服务。中国有几千个县城、集镇,早已是城市形态,却没有城市名分,这便意味着它们能提供的公共服务有限,在资源分配上处于弱势。

2019年底,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中间有16.22%的差值,对应着2.3亿左右已在城镇生活的人,他们还没有落户,还不能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待遇,更谈不上成为新市民。

新成长的一代人,很难理解曾经的“户口焦虑”。一些80后应该有这样的记忆,当你从农村考上大学,入学报到前,要去村委会开一份粮油关系迁移证明,一个鲜红的印戳按下,代表你从此脱离“农民”身份,变成吃供应粮的城市市民。

那时,在城乡二元经济体系下,读书、参军的目标,不止是为了知识、为了工作,还有一个根本驱动力——“跳出农门”。放下锄头,进得城去,不止是职业的变化,更是身份的转换、阶层的跃迁。

农民进城和城镇化,就是这件事儿的一体两面。一种是自下而上怀揣热望的个体视角,一种是自上而下冷眼旁观的宏观视角。撇开一切统计意义上的逻辑,人们追求美好的城市生活,仍是城镇化的底层逻辑。

今天,我们谈新型城镇化、谈人口流动、谈户籍改革,本质上都在谈一个事儿:那条进城的路,还有几道坎儿?40年来,中国城市的户籍制度总体上是严防死守,在享用人口红利的同时,以戒备的心态看待外来人口、看待农业人口。因此,永远有数量庞大的候鸟,在城乡之间漂泊。

今年以来,最高决策层提出了“要以新型城镇化,带动投资和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创新”,这是改变这一僵局的时机吗?

从2017年至今,越来越多的城市撤防,宣示要迎接外来人口。专家们呼吁要实现人的城镇化,而不是房地产的城镇化。这显然是针对过去几十年的积弊而言,必须防止“人的城镇化”不要异变为口号。

但我们仍然能从中嗅到浓烈的功利性,各种貌似激烈的“抢人大战”,冠以美名的“人才计划”,其实是在苛刻地筛选城市市民:学历、年龄、进专业、职称、纳税额……更有甚者,城市的新增人口,就是为房地产去库存而开源。

扭转这一功利的趋向并不容易。过去多年,正是一些地方以房地产为抓手盲目造城,将城镇化导向歧途。

今天的农民,还有奔赴城市的热望吗?答案是肯定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当然主要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那些走进城市的农村人和异乡人,怀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创造财富的过程,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解放。

不止是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教育环境、更便捷的医疗资源,或者可以休闲娱乐的城市广场,都是最朴素的追求。2019年,强县变市重新开闸,中国的城市数量将加速攀升,诸多早已具有城市形态的镇,将获得城市名分。

但面向未来,怎样提高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才是城市的本义。

城市群、都市圈等作为城镇化主体,充分释放城镇化蕴藏的巨大动能。人们进入城市的脚步,没有停下来的迹象。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抬起进城路上的政策横杆,填平公共服务的纵横沟壑,才是正确的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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