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汉德克 视觉中国
“法律专业的学习拓宽了我，让我脱离了语言文学的小圈子。法律语言让我学会不要只靠意象画面去写作，这样在写作时能够不局限于纯粹的情感，还增加了自省和反思”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马岚熙
北京时间10月10日晚7点，诺贝尔文学奖揭晓，2018年奖花落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2019年奖由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捧归。评委会认为，汉德克“凭借着具有语言学才能的有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延和特性”。
汉德克是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是当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称为“活着的经典”。同时他又饱受争议，世人认为这个先锋派似乎永远愤怒，永远在反抗全世界。对此，这位曾经的格拉茨大学法学院学生说：“假如我没有一种对人的充满矛盾的爱，我就不会写作。”
“骂是一种与你们交谈的方式”
1942年12月6日，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格里芬的一个斯洛文尼亚移民家庭，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生父是曾在当地服役的德国人。后来的继父也是一名德国军官。
彼时，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占领，一开始汉德克一家并未受到影响，随着战争爆发，格里芬的斯洛文尼亚人被大批送往纳粹集中营，而这地区偶尔也沦为斯洛文尼亚游击队的攻击目标。在战火纷飞中，汉德克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
对于德国、奥地利，还有母亲的故乡斯洛文尼亚，汉德克没有明确的归属感，但我们可以在他的文学作品里感受到其成长经历的影响。
在汉德克年仅1岁时，他的两个舅舅在战争中阵亡。汉德克从母亲那里听说了舅舅们的故事——他们在希特勒占领斯洛文尼亚时是当地的游击队员，后来不得不违背意愿参加了纳粹的军队，最后战死在苏联。其中，大舅曾在南斯拉夫学习过农学。素未谋面的舅舅和不曾感受过的亲情被投射在他的文学作品之中——在汉德克最重要的自传性作品《重现》中，他化身为“弟弟”，前往南斯拉夫寻找他那同样学习农学的“哥哥”。
1959年6月13日，还在上中学的汉德克在《克恩顿州大众日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无名的人》。1961年，汉德克进入格拉茨大学修读法律，并参加了青年作家团体“格拉茨人社”。1965年，随着第一部小说《大黄蜂》的问世，24岁的汉德克中断了自己的学业，准备专心从事写作。
在后来的采访中，汉德克提起了这一选择：虽然他放弃了法律，但“法律专业的学习拓宽了我，让我脱离了语言文学的小圈子。法律语言让我学会不要只靠意象画面去写作，这样在写作时能够不局限于纯粹的情感，还增加了自省和反思”。
放弃学业后的汉德克成为了一名自由作家。次年4月，汉德克这个当时还籍籍无名的文艺青年，购买了一张飞越大西洋的机票，闯入了正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开会的著名西德文学作家团体“四七社”的会议现场。
人们是这样记录当时的场景的：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皮衣，戴着圆片墨镜的奥地利年轻人突然闯进了会场，严辞抨击战后德语文学软弱无力，指责当时在座的文坛名人——包括创作了《铁皮鼓》的君特·格拉斯——缺乏创新意识，拘泥于旧传统。“你们会挨骂，因为骂也是一种与你们交谈的方式!”汉德克说。
“我的创作来源于对人类的怜悯”
离经叛道的行为让汉德克声名鹊起，也宣告了德国新一代革命性文学的诞生。同年，24岁的汉德克推出了他的成名剧作《骂观众》。
这部剧延续了汉德克离经叛道的反叛者姿态：全剧没有故事情节，没有实际角色，没有道具布景，舞台上只有4个无名无姓的“说话者”，他们近乎歇斯底里地“谩骂”观众，从头至尾演绎着对传统戏剧的否定。这部反叛的“说话剧”在德语文坛引起了轰动。
在后来的采访中，汉德克说道：“我在奥地利上大学时，听了很多披头士的音乐，并从中获得灵感，对我来说它意味着一种解放。我听到披头士那首《我想握住你的手》，我一直想复制这个类型的感情或者精神，所以我的《骂观众》其实就是戏剧形式的《我想握住你的手》。”
两年后，汉德克发表剧作《卡斯帕》，在这部剧中汉德克描绘了主人公在没有语言时无能为力地任外部世界摆布，有了语言后成为其奴隶的整个过程。全剧65小节，像是一场“语言刑讯”——里面有斗争、规制、教化、催眠、折磨、惩戒等，展现出一个现代人被社会语言秩序异化为一个没有了个性的“机器人”的全过程。汉德克想通过这部剧表达这样一个主题：一个青年人最后是怎样被社会毁掉的。
进入上世纪70年代，汉德克从戏剧创作中的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转变的契机在于因母亲自杀而写成的小说《无欲的悲歌》。
汉德克的母亲去世时，他年仅29岁，母亲被异化的人生成为汉德克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小说中，汉德克用一种沉浸式的叙述方式表现母亲的悲剧人生：她天性热情，却被迫终身忍受无欲的道德教育和贫穷的小市民生活;她钟爱文学，因为只有文学能让她“谈论自己”，让她获得片刻解脱。她的生活被异化，文学也无法帮助她逃脱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的桎梏，最终以自毁的方式抵抗。
《无欲的悲歌》无声质问社会暴力，在当年德语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后来，汉德克又先后发表了《短信长别》《真实感受的时刻》《左撇子女人》，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在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如何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短暂居住几年后，回到奥地利萨尔茨堡过起了隐居生活。这段时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描述外部世界的法国新小说，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只表述外在世界不够，“如何处理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平衡”成为他写作中最重要的问题。
转向追求自我的他先后写下《铅笔的故事》《试论疲倦》等，但最能体现汉德克此时精神状态的，是“归乡”四部曲，也即《缓慢的归乡》《圣山启示录》《孩子的故事》《关于乡村》。
汉德克认为，他的创作都来源于他自己，还有对人类的怜悯。汉德克读大学修习法律史时，有位老教授讲了个故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共度一夜后杀死了她，但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杀她。
汉德克说：“他给同学们讲这故事时，现场只有我在认真地听。我告诉自己，这就是一个生命的故事。你杀了一个人，然后离开，不是为了逃跑，而只是想去另一个地方，你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老教授讲故事的声音让我认识了自己，我在这个故事中发现了一些比我自身更好或更坏的东西。我想，那就是文学。”
“我不是什么狂野分子，我热爱生活”
2016年，汉德克第一次来到中国，他在中国遭遇了热烈“围观”，应接不暇的对谈和采访令他疲惫不堪，后来在闷热的密闭房间里接受采访时，汉德克突然爆发：“为什么?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从不问为什么?《帕西法尔》(德国中世纪骑士文学史诗)中，他只有一次问了别人为什么，而他母亲说，别问为什么，拯救人才是最重要的……我只是一个作家，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作品，我负责写出来就够了。德国有个神秘主义者说过一句话：玫瑰的鲜红和‘为什么’没有关系!其实我内心有很多为什么，但我不会把它说出来。”
“别问为什么，拯救人才是最重要的”。这位自称“不写作时就是混蛋”的作家，实际上是个对于人类有着深刻怜悯的反思者。这与德国这个国家遭受的苦难有关——想想《柏林苍穹下》影片中那些沉默而痛苦的天使、被高墙机枪铁丝网分割的柏林和那些在战争废墟中永远不会醒过来的婴儿;也与德语作家们对这些苦难的反思有关。
在近现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中，不乏德语作家获奖，其中包括1972年的海因里希·伯尔、1999年的君特·格拉斯、2004年的耶利内克、2009年的赫塔·米勒，还有今年的彼得·汉德克。尽管这些获奖者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是在写作上，他们都存在着某种德语文学的共性，那就是无法绕开与战争、法西斯相关的话题，无法避免对历史和伤痛的反思。
上世纪90年代，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南斯拉夫战争等事件接连发生，汉德克的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思考，如《去往第九王国》和《形同陌路的时刻》等。他所表达的政治观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一种民族认同感：他的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因此，对于塞尔维亚，对于南斯拉夫，他有着一种很特别的情感。
汉德克多次深入南斯拉夫地区。1995年，他赴塞尔维亚旅行，写出了引起争议的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这让他成为众矢之的。当时西方主流媒体都将塞尔维亚简单地视为实施种族灭绝的罪人，而汉德克则对这种单一的思维方式深表怀疑，始终表示自己对于战争的痛恨，对于遭受战争的平民的同情以及对于西方人道和正义假象的嘲讽。
1999年，北约空袭期间，汉德克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为了表示对德国军队轰炸的抗议，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获颁的毕希纳奖。这并不是唯一的抗议，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由此引发了欧洲一些国家的抗议。对此，汉德克依然坚持自己的创作，并表示：“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
不过，汉德克始终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作家，他的骄傲在于写作的时刻——在2016年来北京的采访中，汉德克坦承自己有时缺乏耐心，“对我而言，完全进入创作才是一个人最真实的时候，但当我出现在各种场合扮演作家这个角色时，我感到头痛万分，不写作的时候，我其实就是一个混蛋”!
换句话说，不写作，是行不通的。这是他存在的方式：独自一人，无限接近良知。这个被贴上了“规则违抗者”标签的人如此表白：“人们应该活在当下，把历史变成我们所说的生活，美好而干净。我不是什么狂野分子，我热爱生活。”
责编：马蓉蓉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