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准】
我在罗马留学时，去过大斗兽场多次。能容纳数万人的壮观建筑犹在，只不过场内的人和兽，如今只剩下游客和流浪猫。想要重温当年群情鼎沸、山呼海啸的场景，还需移步台伯河右岸的奥林匹克体育场，看一场罗马队的足球赛——对手最好是同城死敌拉齐奥队。
罗马队长托蒂就像常胜的角斗士一样，在过去二十年受到永恒之城的爱戴，甚至在二〇一五年意大利议会的总统提名中收获五票。不仅是在意大利，体育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具有重大意义。
日前出版的《运动通史》与《体育神话是如何炼成的》，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对体育做了有趣的探究。两书作者分别是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贝林格（Wolfgang Behringer）和法国历史学家乔治·维加雷洛（Georges Vigarello）。
贝林格《气候的文明史》，维加雷洛《身体的历史》三卷，也已在国内翻译出版。
《运动通史》与《体育神话是如何炼成的》主要梳理了体育在欧洲的发展脉络，其中《运动通史》的视野也延伸到了其他大洲。中国读者可能会好奇，书中所述体育与社会、政治的联系，是仅限于西方，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除了中西之辨，还有古今之别。虽然在近代人们使用“体育”（Sports）一词之前，带有竞争意味的“游戏”（Plays）和“比赛”（Games）就出现在各个文明中。但按维加雷洛等现代主义者的讲法，古代人的游戏（无组织无规则）和比赛（有组织少规则），与现代人的体育截然不同。这样一来，“体育化”（Sportization）又属于现代化过程，首先是在欧洲兴起，最终扩展到全世界。
果真如此吗？
奥林匹克古与今
泛雅典娜竞技会上的赛跑者，古希腊双耳罐上的图饰，约公元前530年，藏慕尼黑州立文物博物馆（《运动通史》）
古希腊壁画中的跳水（《运动通史》）西方人将体育与政治的渊源都上溯至古希腊。
古代奥运会正是建立在城邦和公民的政治基础之上。独立的希腊城邦之间虽然存在竞争，但都视奥运会为平等沟通场所，以保持文化上的统一共性。古代奥运会某种程度上成了希腊世界的入场券，边缘的殖民地城邦通过参赛证明自己具有希腊性（Greekness），以区别于“野蛮人”。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公元前498—前454）参加奥运会时曾遭到拒绝，直到他证明自己是希腊阿卡亚人。
奥运会还可能被当作国际政治手段使用。在修昔底德笔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第九十届奥运会的主办城邦伊利斯拒绝斯巴达人参加比赛。理由是斯巴达没有遵守《神圣休战条约》，在奥运会前夕派兵进入了伊利斯的势力范围列普累安（Lepreum）。伊利斯的辩词听上去合乎希腊世界的公理，但其主要动机是为了本城邦的利益而报复斯巴达。
类似的情景在现代奥运会历史上也多次出现。奥运会作为世界各国平等竞争的舞台，是否参赛关乎“承认的政治”。新中国就缺席了从一九五六到一九七六年的历届奥运会，原因是国际奥委会中存在“两个中国”问题。
阶梯式看台，公元前5世纪观众座位就已经是阶梯式逐渐升高的了（《运动通史》）奥运会与城邦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体育和政治都体现了平等竞争的原则。古希腊的普通公民热衷于参加和观看体育比赛，古代民主赋予公民的平等政治权利，是奥运会竞技中“费厄泼赖”（fair play）的重要保证。再加上奥运会上的祭祀活动，本身就有参与公共生活，即政治的意味。
不过当时的平等竞争主要指形式平等而非实质平等。在战车和赛马这两个花费高昂的项目上，贵族选手就独领风骚，通过比赛胜利为自己的政治生涯铺平道路。更不用说，女人、奴隶和非希腊人被同时排除在政治生活和体育比赛之外。梭伦曾立法禁止奴隶进行体育训练。女人不仅无法参加比赛，连观看的资格都没有。只有德墨忒尔女祭司和斯巴达贵族妇女成为古希腊文献中屈指可数的例外，能在奥运会期间现身奥林匹亚。
1896年，描绘希腊雅典第一届奥运会100米短跑的插画（《体育神话是如何炼成的》）
一八九六年雅典举行第一届现代奥运会时，尚未获得选举权的妇女和有色人种也不在运动员之列。女性只能作为观众存在，推崇贵族精神的顾拜旦男爵就将奥运会定义为“以女性的喝彩为奖赏的庄严的、周期性的男性体育精神的展示”。
在一九〇四年美国圣路易斯举行的第三届奥运会上，各大洲的原生态民族被认为无力与现代国家的文明人较量，而被安排在人类学日上单独比赛，并进行爬树之类的表演。
由于平等参与体育含有政治权利平等之意，奥运会也成为广义上平权运动的活动领域。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两名美国黑人运动员在领奖台上戴着黑手套，向黑人民权运动举手致敬。
时至今日，女性参与奥运会在某些国家仍是争议话题。沃丹·沙赫哈尼（Wodjan Shahrkhani）是沙特首位奥运女选手，参加了二〇一二年伦敦奥运会的柔道比赛。然而她回国后遭到冷遇，甚至被保守派骂为“妓女”。随着二〇一五年底沙特妇女第一次参与选举，未来或许会有更多的沃丹出现。
"野人"当着“文明”的美国人的面投标枪，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人类学日照片（《运动通史》）
罗马征服希腊后，城邦制度衰落，古代奥运会的规模逐渐缩小。走向帝国和专制的罗马，与民主参与的古代奥运会精神背道而驰。竞技的参与者与观看者分离开来。
罗马统治者更多地将体育竞技作为统治工具，即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lis）所说的“面包与娱乐”（panem et circenses）中的娱乐来使用。角斗士表演最具代表性。参与的角斗士大都是接受职业化训练的奴隶、战俘和罪犯，而看台上的观众则多为有参政资格的罗马公民。统治者为了获得民意支持而兴办密集的角斗赛事，罗马观众无须支付门票费用，却还能在场上决定败者的生死。
除了娱乐大众，贝林格强调角斗表演也有政治教化的作用。角斗场上的胜者被视作英雄，体现了罗马民族的勇气、纪律、战术和视死如归的精神，这正是罗马人所向披靡的原因。在这个游戏过程中，公民对罗马的归属感得到了强化。
战国宴乐战纹铜壶上的射箭画面（关山月美术馆）大约和古希腊奥运会同期，中国也流行名为“射礼”（或称“礼射”）的大规模射箭活动，带有浓厚的祭祀和政治意义。与禁止女性参与的古代奥运会一样，“射者，男子之事也”（《礼记·射义》）。西周射礼活动按礼制等级高低，分为大射、宾射、燕射和乡射。其参与者为社会上层，囊括从都城的天子诸侯到乡居的卿、大夫、士。参赛者的射箭顺序，所用箭、弓、靶的形制都严格遵循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区别于军事训练所用的“主皮之射”或“贯革之射”，礼射并不太追求射箭比赛的胜负结果，主要起政治教化作用。《论语》中，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到战国时周礼荒废，射礼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投壶活动，竞技性就更弱了。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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