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与孝女:花木兰形象的缘起和发展
提起花木兰,人们往往会想到那个为了保护父亲而选择易装参军,横戈跃马骁勇善战的巾帼英雄——花木兰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她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经常出现在通俗文学与戏剧影视作品中,从大众耳熟能详的乐府《木兰诗》,到明代才子徐渭所写的知名杂剧《雌木兰替父从军》,再到迪士尼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卡通电影《花木兰》,这位扮男装的传奇女子不断引发了人们的关注与解读。如今,花木兰的影响力已经不限于中国本土,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但是当今的改编都是建立在以往作品的基础上的,而花木兰形象在现代以前也曾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过程。
《木兰诗》:巾帼英雄形象的母本
《木兰诗》(也称《木兰辞》)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篇非常著名的叙事诗,也是一切耳熟能详的花木兰形象的源头。
《木兰诗》的内容初步奠定了后世木兰形象的基础,因此对它的理解也是非常必要的,现引其原诗如下: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间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唧唧复唧唧”到“从此替爷征”一段,一改以往闺怨诗的套路:不同于《折杨柳枝歌》中“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今年无消息”几句,此处女子的忧愁并非来自婚嫁的考虑,而是因为自己的父亲即将被征召上战场。这里交代了木兰(此时尚没有姓氏)的家庭状况,父亲年迈且家中无长男,正因为此,木兰才毅然决定替父从军。
“东市买骏马”到“关山度若飞”一段,接续上文替父从军的决定,讲述木兰为应征入伍做准备,一路途经黄河、黑山,快马加鞭赶赴前线。复沓句式的使用,渲染了一种奔赴战场的紧张感,也符合一般民歌的写作风格。其中,两度重复“不闻爷娘唤女声”一句,则表达了木兰对亲人与家乡的思念。现代学者认为,从“可汗”、“胡骑”等词来看,《木兰诗》大体反映了北魏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可汗”是北魏鲜卑族对本族首领的称呼,统一中原后的北魏王朝自居中心,因而就将其他少数民族部落称为“胡”,而“黄河”、“黑山”、“燕山”等地名又与北魏在某次战争中的行军路线大致相符。
“朔气传金柝”到“送儿还故乡”一段,寥寥两句,便将十二年艰苦的征战生活一笔带过,班师回朝后,战功显赫的木兰得到了天子(可汗)的接见,加官封赏,可谓荣耀备至,然而出于对父母的惦念与不慕名利的品格,木兰拒绝了封赏,转而选择回乡陪伴双亲,脱下战袍,重归女儿身。从木兰能够男扮女装在沙场征战十二年,杀敌无数、建立功勋来看(排除掉诗歌的虚构与夸张成分),诗中的木兰形象其实反映了北朝社会崇尚勇武的风俗:作为汉化后的少数民族社会,北魏人比起一般的汉人更为大胆开放,不仅男性,连女性也可以自幼习武练兵,因此在北朝,妇女上战场并不稀罕,这在《北史》《魏书》《李波小妹歌》等中都有记载。可见,木兰替父从军的行为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
“爷娘闻女来”到“不知木兰是女郎”一段,描述了木兰衣锦还乡的盛大场景,父母出城迎接,姐妹化好红妆相待,兄弟则杀猪宰羊以备酒,体现了重返乡里的激动心情。回到故乡的木兰终于可以脱下战袍,重新穿上旧时的衣裳,向同伴们展示自己的真实身份。诗歌对木兰梳妆打扮一段的描写,明快而大方,没有任何羞怯,这表达了木兰重归女儿身的欣喜之情。
末尾“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四句,以比喻的方式间接表达了一种看法:雄雌难辨,乃是因为女性并不低男性一等,女性也可以和男性一般英勇、坚强。
毫无疑问,《木兰诗》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很高的赞誉:陈胤倩在《古诗选》中称“《木兰诗》首篇甚古,当其淋漓,辄类汉魏,岂得以唐调疑之?”;胡应麟在《诗薮》中评价《木兰诗》“诗质朴,直逼汉魏”;沈德潜也在《说诗晬语》中说“梁时横吹曲,武人之词居多,北音竞奏,钲铙铿锵;《企喻歌》《折杨柳歌》《木兰诗》等篇,犹汉魏人遗响也”。质朴直率的风格固然是民歌特色的体现,但经过民间传唱、润色后所固定下来的古朴诗语,则备受后人的推崇,而这又为木兰事迹的流传创造了有利条件。
千古之名焉可灭:木兰形象的价值取向
《木兰诗》文本所蕴含的价值取向,是人们追捧木兰这一艺术形象的根据,也是后世文艺作品进行加工、重写木兰故事的出发点。
孝忠
我们现在一般想起木兰,首先浮上脑海的是一位女扮男装的巾帼英雄,但我们或许会忽略掉她易装的本来目的:“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在《木兰诗》中,女子从军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替父”,就是为了让家中的父亲不至于因为年老体弱而战死沙场,这种英勇的行为其实根植于木兰对父母的挚爱与守护。
此外,木兰替父从军还彰显了另一种价值,即“忠君”:易装入伍不仅保住了父亲的安全,从“归来见天子”一段来看,征讨胡骑也是为国家尽忠的一种方式。于是,木兰就在后世眼中成为了“忠孝两全”的一个典范。
女性意识
在《木兰诗》的末尾,作者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四句委婉地点明了题旨,最后一句的反问无疑与同出自北魏的《李波小妹歌》中的“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两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表达了男性能做到的事情一样可以由女性来完成的观念。这种理念被后世的很多作品所传承、发扬,特别是现代的戏剧电影改编作品,最著名的莫过于常香玉主演的电影《花木兰》中那句掷地有声的“这女子们哪一点儿不如儿男!”换言之,《木兰诗》让人铭记的一点就在于,它表达了在那个禁锢重重的时代下对冲破性别不平等、争取女性个人自由的隐秘渴望。
不仅如此,木兰形象所蕴含的女性意识同样体现于她脱下战袍后的日常生活。“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间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这里极力渲染木兰重归女儿身的欣喜,看不到一丝她对自己性别的羞怯,反而大大方方地向伙伴们展现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引以为傲:“云鬓”也好,“花黄”也罢,这种对自身的(虽然是被社会规范建构起来的)性别特征的强调,实则是对女性身份的另一重肯定和认同。
传奇英雄
1956年常香玉主演豫剧电影《花木兰》剧照
木兰身上的传奇性同时也体现在她易装这一点上。在先秦时代,由于性别区隔的制度尚未完全成熟,因此还不时能看到女性踏入政坛、战场的记载。秦汉以后,随着传统礼教的建立与推广,女性被彻底排除在男性专属的领域之外,因此易装的故事也就伴随一批勇敢、独立、坚强的女性而产生。中国不乏知名的战场女英雄,但是木兰的事迹之所以比其他人更为深入人心,恰是因为女扮男装这样一种情节的存在:像祝英台易装求学、黄善聪易装经商等故事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敢于突破社会的身份禁锢、大胆踏入公共领域去展示自己才干的女性。木兰从军十二年,要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隐藏自己的性别身份,其间的困难可想而知,而她不仅守住了自己的秘密,同时还达成了其他男性力不能及的功绩,这样的巾帼形象自然格外令人津津乐道。
木兰女替爷征战:古代文学中的形象演变
正是因为《木兰诗》的广泛流传和诗中的正面价值取向,后世出现了大量关于木兰的衍生文本,历代文人的想象与加工,便不断填充、丰富了巾帼英雄花木兰的艺术形象。
北朝之后,民歌《木兰诗》便在古代社会中不断流传,其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据现今所知,至少在唐朝,木兰形象就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接受度:不仅唐人诗歌中经常用木兰典故,而且唐代各地开始出现了木兰女庙的祭祀现象(其中尤以河南虞城县的木兰祠最为闻名)。也正是因为木兰逐渐发展成一种较为流行的民间崇拜,我们才能读到杜牧所写的《题木兰庙》:
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 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
“弯弓征战”代表了沙场上英勇厮杀的男性行为,而“画眉”又是女性梳妆的典型日常,两种行为的对比,强调了木兰在男女双重身份下的心理变化与矛盾。同时诗人也揣度了木兰的思乡之情,并以“明妃”王昭君的典故来言说女子为国献身的壮烈之举。杜牧主要是从心理的角度来刻画木兰的,这有助于人们去想象这位女英雄的精神世界。
木兰形象的传播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在唐宋以后,木兰渐渐被树立为一个符合儒家“忠孝”要求的道德模范。唐代官吏韦元甫出于对木兰替父从军的肯定,比照着原作重写了一篇《木兰歌》:
木兰抱杼嗟,借问复为谁。欲闻所戚戚,感激强起颜。老父隶兵籍,气力日衰耗。岂足万里行,有子复尚少!胡沙没马足,朔风裂人肤。老父旧羸病,何以强自扶?木兰代父去,秣马备戎行。易却纨绮裳,洗却铅粉妆。驰马赴军幕,慷慨携干将。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旁。夜袭燕支虏,更携于阗羌。将军得胜归,士卒还故乡。父母见木兰,喜极成悲伤。木兰能承父母颜,却卸巾帼理丝黄。昔为烈士雄,今复娇子容。亲戚持酒贺,父母始知生女与男同。门前旧军都,十年共崎岖。本结兄弟交,死战誓不渝。今者见木兰,言声虽是颜貌殊。惊愕不敢前,叹重徒嘻吁。世有臣子心,能如木兰节,忠孝两不渝,千古之名焉可灭!
韦元甫无疑是在《木兰诗》的基础上加以想象,填补了不少原诗留下来的空白:像“易却纨绮裳,洗却铅粉妆”更多地描绘了木兰改变性别身份的过程;“夜袭燕支虏,更携于阗羌”更加详细地叙述了相关战役的事件;而“亲戚持酒贺,父母始知生女与男同”则表达了男女平等的观念。若说拟作《木兰歌》与原诗最大的不同,必定在于韦元甫对结尾诗句的修改:比起《木兰诗》以“安能辨我是雄雌”一句点明女不输男的题旨,韦元甫则强调木兰必将作为一个“忠孝两不渝”的伦理偶像流芳千古。这无疑为木兰的形象增添了十足的道德劝诫内涵。
韦元甫式的阐释实则代表了传统社会理解木兰故事的一个必然趋势,因为在士大夫群体的眼中,木兰几乎完美地满足了儒家礼教关于“忠孝”的规范,自此之后,“孝女”也便成为木兰摆脱不掉的一个标签。宋代诗人林同在组诗《孝诗》中就专门写了《木兰》一篇:“谨勿悲生女,均之有至情。萦能赎父罪,兰亦替爷征。”元代刘敏中在《送袁士常从军》中称赞木兰:“人伦重君亲,出处由义决。何期一女子,忠孝双皎洁。”明代胡奎在仿作《木兰辞》中又发出“木兰忠孝有如此,世上男儿安得知”的议论——这就是说,“忠孝”成为了后世文人理解木兰形象的核心价值。即便古人也曾借木兰之事否定女不如男的传统思想,但这种论点都是以“孝”为前提的,换言之,即女性的地位必须依赖于“忠孝”价值的实现。
对伦理规范的强调,往往会走向一个十分偏激的程度。元代的木兰祠碑记《孝烈将军祠像辨正记》就提供了一个木兰违抗君命、保守贞节的故事版本:
……拥兵还谯,造父室,释戎服,复闺装,举皆惊骇。咸谓自有生民以来,盖未见也。卫兵振旅还,以异事闻于朝。召复赴阙,欲纳宫中,将军曰:臣无媲君礼制。以死誓拒之。势力加迫,遂自尽。所以追赠有孝烈之谧也。
在这一流传的木兰故事中,皇帝试图将班师回朝的巾帼英雄纳入自己的后宫,而木兰再三抗拒不成,最终选择自杀。这样一种形象与《木兰诗》中的呈现已经相去甚远,成为了“贞烈”价值观下的人造偶像。所谓“孝”、“烈”,木兰形象最终被安排了一个在传统礼教体系中的位置,并发挥着古人所容许的宣扬教化功能。
相较而言,明清的木兰故事则表现出了新的特征:除了延续前朝对“忠孝”价值的赞美,这一时期的木兰开始进入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经过民间作者的集体改写,木兰形象也不断朝着世俗化的方向发展。
虽说《雌木兰》基本不离原作,但是其中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在徐渭的笔下,木兰获得了一个姓,“花”:
(旦扮木兰女上)妾身姓花名木兰。祖上在西汉时,以六郡良家子,世住河北魏郡。俺父亲名弧,字桑之,平生好武能文,旧时也做一个有名的千夫长。娶过俺母亲贾氏,生下妾身,今年才一十七岁。
历史上的木兰形象并非没有过姓氏,古代也曾有过魏木兰、朱木兰、穆木兰等等,但木兰姓“花”毫无疑问始于徐渭,正是《雌木兰》一剧广为流传,才确定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花木兰”一名。
《木兰诗》对女扮男装所面临的困难几乎没有着墨,但徐渭尝试去填补这一空白,想象了木兰转换性别身份时的心理过程,以及她如何在身高、如厕等方面隐藏自己的身份:
【六幺序】呀,这粉香儿犹带在脸,那翠窝儿抹也连日不曾干,却扭做生就的丁添。百忙里跨马登鞍,靴插金鞭,脚踹铜环,丢下针尖,挂上弓弦。未逢人先准备弯腰见,使不得站堂堂矬倒裙边。不怕他鸳鸯作对求姻眷,只愁这水火熬煎,这些儿要使机关。
凭着花木兰在战火中生存十二年,人们都倾向于相信她武功不凡,而徐渭则对此进行大力的渲染:木兰自幼跟随父亲习武,其武艺之高强,足以担当重任,在大军面前活捉叛贼领袖:
(外扮主帅上)……向日新到有三千好汉,俺点名试他武艺。有一个花弧,像似中用。俺如今要辇载那大炮石,攻打他深崖,那贼首免不得出战。两阵之间,却令那花弧拦腰出马,管取一鼓成擒。
相较过去对木兰故事的讲述,《雌木兰》的一大不同就是为木兰增添了回乡成亲的情节。考中贤良、文学两科的书生王郎因赞美木兰替父行孝,所以主动上门定亲,木兰接受了王郎的婚约,并表现得格外欣喜,甚至面露娇羞状貌:
【四煞】甫能个小团圆,谁承望结姻缘?乍相逢怎不教羞生汗。久知你文学朝中贵,自愧我干戈阵里还。配不过东床眷。谨追随神仙价萧史,莫猜疑妹子像孙权。
徐渭为花木兰赋予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不仅重新与父母弟妹相团聚,而且还意外收获了美满的婚姻。这种“才子佳人”式的安排,代表了剧作者所理解的一般女性在家庭中应有的完满生活。
考察整部《雌木兰》的题旨,徐渭延续、甚至超过了以往作品对木兰形象的赞美,剧中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
【点绛唇】休女身拼,缇萦命判,这都是裙钗伴,立地撑天,说什么男儿汉!
“立地撑天”的论调远比《木兰诗》中“安能辨我是雄雌”一句要来得高亢、激昂。考虑到徐渭的另一部杂剧《女状元辞凰得凤》中对才女黄崇嘏的刻画,可以知道徐渭一贯的态度都是肯定女性所具有的才能与品格,其赞美妇女的勇敢与智慧的主张也超出以往。
《雌木兰替父从军》是自《木兰诗》以来最为经典的文本,创造了最广为人接受的木兰形象,后来的大多数改编都接受了本剧的叙事结构,花姓、婚恋情节都被保留了下来,可以说,徐渭为塑造出我们今天熟知的“花木兰”走出了关键一步。
1912年梅兰芳在京剧《木兰从军》中的扮相
花木兰形象的发展与古代社会的礼教制度、道德标准和性别观念密切相关,不同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烙印,而在《雌木兰替父从军》之后,木兰的形象就已经基本定型。随着性别平等与个人主义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到花木兰这一艺术形象所蕴含的丰富价值,不论是在1956年豫剧电影版《花木兰》中喊出“谁说女子不如男”的爱国英雄,还是1998年迪士尼动画版《花木兰》中努力去实现个人价值的勇敢女孩,我们都能在古典文学中找到她们的原型,而今人源源不断的解读与改写,又让花木兰形象越发丰满和富有魅力。
【参考文献】
1、吕继红《〈木兰诗〉研究》,山西大学文学院,2006年。
2、吴保和《花木兰,一个中国文化符号的演进与传播——从木兰戏剧到木兰电影》,《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期。
3、贺滟波《家国的想象与重构——花木兰形象传播简史》,《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4卷第6期。
4、张雪《木兰故事的文本演变与文化内涵》,南开大学文学院,2013。
5、魏绍飞《木兰形象的文化变迁——从乐府〈木兰诗〉到卡通〈花木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6年。
发布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