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媒体”成为风靡全球的时尚，无论吃饭、出游、养宠，年轻人们总爱拿出手机，拍上一段或长或短的视频，发布到各类个人账号上，和认识的或不认识的人分享。
抖音、快手这样的“自媒体”出现的时间并不久，但拍摄并记录自己和自己周边的人和事，却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电影技术刚刚问世，它的发明者之一卢米埃尔兄弟，就把镜头对准了自家的工厂、朋友、妻儿，记录下了工人下班、朋友玩牌、婴儿吃饭之类的日常景象。这些影片都不长，但一百多年后观看，其中种种温馨而热闹的细节亲切生动，依然会让观众流露出不自觉的微笑。
这种如实复原现实世界的技术令人着迷，卢米埃尔兄弟十分清楚其中的商机，他们派出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前往世界各地拍摄和放映影片。而他们的竞争者也不甘落后，很快研发出了真假难辨的“山寨”产品，去抢占市场。
远东一隅的上海，也是这张商业版图中的必争之地。1897年5月，一些旅沪外侨在全上海最为奢华的礼查饭店（Astor Hotel）观看了一个叫哈利·威尔比-库克（Harry Welby-Cook）的人放映的《英国士兵教会游行》《沙皇造访巴黎》等影片。或许是因为影片中的家乡风物令人回味，或许是因为运动影像变化万千，虽然票价昂贵，但接连几天礼查饭店的大厅都是座无虚席。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新鲜感逐渐消退，放映者又祭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绝招”。8月的一天，一家运动俱乐部Shanghai Recreation Club的成员们观看了《第一辆发自吴淞的火车到上海》（The Arrival in Shanghai of the First Train From Woosung）、《上海自行车运动员联盟的会议》（The Meet of the Shanghai Bicyclist Association）、《工人离开上海发动机厂》（Workmen Leaving the Shanghai Engine Works）、《在上海室内游泳池跳水》（Diving at the Shanghai Swimming Bath）。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上海活动影像了，很有可能是哈利·威尔比-库克来到上海之后现拍现放的。他并不属于卢米埃尔公司，使用的Animatascope是美国爱迪生公司的专利产品（现在已经很难判断究竟是正版还是仿冒）。不过，很有可能和许多同行一样，他不仅懂得放映技术，也掌握了摄影技术，巡回放映的同时抓拍影片，充实自己的片库。而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说，司空见惯的上海景象出现在大银幕上变得格外新奇，俱乐部主席插科打诨的命名，更让整个观看活动变得妙趣横生。这些影片如同今天的vlog、短视频一样，未必有完整的人物、情节，仅仅是记录下拍摄者觉得有趣的事物。而观看者也并非沉浸其中，观看一个完整故事的来龙去脉，而是在谈笑和互动中，享受快乐的欢聚时光。
此后，拍摄和放映电影的习惯在上海的西方人群体中延续下来。这些影片都已经难以寻觅，只能从当时报纸的本地新闻中窥知一二。有的影片，制作已经颇为精良。例如，1909年1月，上海和天津的两支球队举行了一场比赛。为了记录下比赛全貌，拍摄者使用了两台机器。运动员在台阶上合影、进场、比赛的不同阶段和观众都被拍摄了下来。或许正因为如此，两支球队的队员和他们的亲朋好友都赶往影院并对它翘首以待。考虑到1922年的《劳工之爱情》、《红侠》等电影还是固定机位的单一镜头，这部影片已经算得上是技术先进的大制作了，《字林西报》称赞其精良不逊于进口片（of a very high standard and of the imported films）应该不算过誉。
有的影片则记录下了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的生活场景，如“猎纸运动”（paper hunt）。猎纸又称“撒纸赛马”，是颇受在沪西人喜爱的一项户外活动，甚至有专门的俱乐部。该项目的前身，是英国贵族的猎狐传统。16世纪开始，英国的农庄主们需要捕猎狐狸，保护农庄财物。后来，猎狐逐渐演变为一项正规运动，所需的马匹、猎狗和装备，是贵族们炫耀的资本。到了上海之后，由于环境、物产、条件的不同，这项活动也有所改变，先是用身穿红色斗篷的仆人象征比赛目标，后来则改成沿途撒纸，代表狐狸的气味，参赛者循之前进，以最先到达纸尽处者为胜。现在的档案馆中还保存着一些静态的照片，当年拍下的影片却已杳无踪迹。
撒纸赛马的场景（1935）
上海总会（Shanghai Club）除此之外，一些日常的休闲娱乐场景也被摄影机记录下来。一年两度的赛马盛会、上海游艇俱乐部（the Shanghai Yacht Club）的成员在黄浦江上的开幕巡游（opening cruise on Huangpu），都曾被摄为影片并加以放映。不难注意，这些影片的拍摄对象和观众群体，都是在沪外侨群体。掌握了摄影技术之后，他们几乎想要将自己身边发生的一切统统记录下来。而每到放映这种电影的时候，被摄入影片的人会呼朋引伴、兴高采烈地现身影戏馆，还对电影的内容和当天的情形进行绘声绘色的讲解。于是影戏馆里不仅观众更多，氛围也高涨起来。用现身银幕的机会诱惑人们进入影院，这样的伎俩卢米埃尔的摄影师就使用过，他们往往在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站上好几个钟头，装模作样地空摇着摄影机的手柄。到了晚上，那些认为自己被拍到的看热闹的人们，都纷纷涌进了电影院。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将被摄者/观看者的身体感官延伸到原本无法达到的地方，正是现代媒介最为神奇的地方，也是早期电影吸引力的来源之一。而通过辨认影片中的自己和同伴，这些集拍摄对象和观看者于一体的西方人完成了镜头内外的我/我们的表演、审视和想象，他们的身份地位、社群归属得到确定，情感关系也得到了巩固。
这些影片的拍摄者，也是这一群体的成员。现在有名可查的，是意大利人劳罗（A. E. Lauro）和西班牙人雷玛斯（A. Ramos）。劳罗大约于1907年左右，以意大利西尼斯公司（Cines）代理人的身份来到上海，租售该公司和其他欧洲厂商的电影器材、胶片、留声机和唱片。1913年，他在海宁路鸣盛梨园旧址上开设了爱伦影戏园（Helen Theatre），1917年又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开设了上海大戏院（Isis Theatre）。同时，他本人也是静态和电影摄影方面的专家，据说还曾在罗马的电影节上斩获过奖项。雷玛斯来沪时间不详，却有着“上海滩电影院大王”的声誉，他在鼎盛时期，单是上海名下就有7家影院，香港和汉口还另有产业。两人都将影院的经营和影片的拍摄巧妙地结合了起来，由此在中国电影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的“自媒体”电影当中，很少有中国人的影子。原因之一，应该是中国人和在沪外侨社交圈层的割裂。由于地位的不平等和语言文化的差异，同在上海的中外人士哪怕在工作和公共事务中有一定交集，各自的生活和社交却是泾渭分明的。而西方舶来的电影在西方人的圈子中广为流传，却对于中国人来说却陌生依旧，很多放映电影的场馆甚至连中文名称都没有。当然，精明的雷玛斯等人并不拒绝为中国人提供服务。1909年5月，他曾为一个叫方荣卿的中国人拍摄了出殡的影片。这位“方荣卿”究竟是什么人物，目前已无从查考，不过生前应该有钱有势，否则，他的葬礼上是不会出现“中外团练队出送，鸣礮志哀，观者塞途，颇极一时之盛”的景象的。而从呈现效果来看，《申报》称赞影片“一路军容神情活现，真炫目动心之妙剧也”，应该也是十分传神地达到了客户所希望的壮观效果的。
而1910年代之后，随着电影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和熟知，上海的电影市场也变得更加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涉足电影，商务印书馆便是其中实力最强的一家。这家成立于1897年的老牌文化机构，十几年间就因翻译和出版了社会急需的双语字典、新式教科书等而享有极高声誉。1917年，商务在照相部下面开设了电影业务，将“代摄”影片作为主营方向之一，由留美归国的鲍庆甲主管。据考证，鲍庆甲是商务创始人鲍咸昌的儿子，高凤池的女婿。血亲加姻亲的关系，让他在人事、资金等方面享有种种特权。据《申报》消息，鲍庆甲留美期间，曾在亚洽亚大学（疑为佐治亚大学/Georgia University）、贝西尔大学（疑为Bethel University）和纽约大学学习印刷工程，1916年回国的时候却未获得学位，看起来很像是位方鸿渐式的公子哥儿。不过，对于电影，他却是执著和认真的。为开展业务，商务派人赴美购置了大量优良的设备，1920年又单独成立了活动影戏部。而鲍庆甲则不放过任何拍摄的机会，积极拓展市场。1918年5月的一天，美国红十字会在上海举行游行，商务印书馆前往拍摄了影片，并预备寄到美国开演。1919年1月，将当时中外政界民间都关注的焚土行动摄为影片，或许对于提升商务影片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着更大的作用。戊戌百日之后，清政府虽然终止了激进的维新变法，却在内外压力之下以更为温和保守的方式逐步改良，禁烟就是重要举措之一。这一举措受到国内外社会团体的关注，1909年2月，英、美、法、德、日、俄等国家代表齐聚上海，召开了万国禁烟大会，并通过了若干项旨在协作禁烟的决议。这次大会被视为1912年海牙《国际禁毒公约》的先声，也促使工部局对租界内的烟馆、烟土行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并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层面激起了巨大的回响。1919年1月，北京政府特派焚毁监督员会同江海关监督、税务司等开启了持续十数天之久的焚土行动。从开箱验土，到运送、销毁价值数千万两白银的鸦片，均有大批媒体记者全程见证，销毁当天更有各国驻沪领事现场观看。而鲍庆甲也前往拍摄了电影，并计划在有商务分支机构的内地城市进行放映。这样的事件，对于以鸦片开始了屈辱的近代史的中国人民来说，有着不言而喻的激励作用；而以此为内容的影片，自然也有着时事新闻、宣传教育等多方面的价值。
可以说，商务印书馆的影片，看上去是“富二代”异想天开的“玩票”，实际上是秉持了一贯的开启民智、传播新知的理念的，和在沪西方人那些自娱自乐的影片有着本质区别。1920年代，商务又陆续拍摄了《盲童学校》《技击大观》《女子体操游戏》《最近苏州之华东八大学运动》等影片，开创了中国教育电影的先河，在学校等场所放映的时候，收到了不错的反响。但此时的电影领域，故事长片已经占据主流，制作的时候需要多个不同工种的分工协作，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本越来越大；而放映的时候，消费者更看重的是其趣味性而非思想性。因此，商务的这些影片并没有获得良好的商业回报，1926年正式决定结束电影业务，专注于自己更加擅长的图书出版。商务的退出，对于企业本身或许是一种优化策略，而对于中国电影来说，这或许才是工业化生产的起点。
到了电影制作的每一个流程都已经高度专业化的今天，草根“自媒体”的兴起，却似乎走进了历史的循环。形形色色、良莠不齐的短视频，带着科普、社交的属性随机流传，让人耳目一新的同时，又莫名有些熟悉。当历史和现实互为镜像，我们或许能够理解属于每一代人的永恒不变的心理诉求。
发布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