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了许久的风，中超新限薪令终于落锤。
虽变动幅度很大，但也正得益于媒体的提前放风，几乎没人对此大惊小怪：国内球员税前顶薪500万元；外援税前顶薪300万欧元；中超每家俱乐部单赛季支出不得超过6亿人民币，其中用于支付本土球员及外籍球员薪酬最高不得超过7500万元人民币、1000万欧元。
不仅舆论不见怪，中超各队投资人也没做挣扎，只能接受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
倒是足协对此出台的保障措施，吸引了不少眼球。俱乐部超额支出，将被扣除24个联赛积分；违规发放薪酬，就要取消成绩，直接降级；还有球员如果未能按规定申报收入，将会面临两年处罚。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中国足球从不陌生，但这次的处罚措施和操作细则看起来足够严苛。
据北青报报道称，足协在方案推出前，做了大量调研工作，还找了专业人士，修补规则漏洞，所以在细则中我们看到了更进一步的规定。俱乐部不得通过关联公司向球员或直系家属发放现金等报酬、球员收入包含了工资、有价证券和房产等。但其中不包括奖金。
中国足球“去泡沫”的决心可见一斑。足球记者马德兴甚至表示，足协已经联系了第三方机构乃至公安部门，对中超16家中超俱乐部严格的监管。
一位中超俱乐部工作人员告诉懒熊体育，今年监管力度很大，恐怕很难出现阴阳合同或用其他资产代替工资的情况。
不过，这并不代表市场将会彻底透明。限制投入之后，各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的竞价空间势必变小，很可能一个球员收到的多份报价，都金额相近，“卖给谁不卖给谁，又该拼一些台面下的东西了。”这位俱乐部内部人士跟懒熊体育分析道。
永远都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乱世”也只能用重典。
假赌黑风波后的十年狂热，虽绝非乱世，但还是让人晕头转向。当年体奥动力豪掷80亿押注中超版权，后来除了媒体版权市场的变故，可以说U23、外援等新政的陆续出台，也是导致双方最终坐下来重新协商把合约拉长的原因。
上一个冬天，中国三级别联赛，超过20家俱乐部解散、消失，尤其曾经风光无限的天津权健，更是成为除疫情外，抢占新闻头条最多的话题。过去两年，中国足球已很少有人再提资本、烧钱等话题，取而代之的是理性。
据懒熊体育了解，俱乐部内部对此次限薪大多表示支持，“现在的情况下，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然而，以成绩论英雄的职业体育，有时就是与“理性”二字相悖。中国足球似乎一直游走与跷跷板的两端，此消彼长，却从未找那个撬动发展的平衡点。
不可否认，资本时代的中超联赛，绝对是职业足球历史的最高点。恒大九度登顶中超，两次捧起亚冠，金元无疑是最大推力。保利尼奥两次加盟恒大，先后花费俱乐部1600万欧元和4200万欧元，巴西人已经用球场上的表现，证明了自己足以跻身中超历史最佳外援行列；帮助恒大两夺亚冠的功臣孔卡、埃尔克森（艾克森），身价也都超过千万欧元。恒大用真金白银，证明了足球世界中，高投入才能收获高回报。
在恒大的带动下，中超各队开始了军备竞赛。特谢拉、奥古斯托、费莱尼，乃至已经出走的卡拉斯科、哈姆西克，世界顶级球员登陆中国，更有里皮、斯科拉里、贝尼特斯等名帅相继赶来。“盛况”之下，英国、巴西等国都开始转播中超联赛。
但在限薪之后，曾经的盛况还能再现吗？
恒大可能还好，毕竟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的合约分别到2023年和2022年才结束。今年新科冠军苏宁的当家球星特谢拉，12月底合约就将到期，他的未来至今扑朔迷离。北京国安外援奥古斯托和比埃拉的合约也将在2021年到期。
▲特谢拉与苏宁的合约将在今年到期。旧人难留，新人更难到来，中超联赛的星味，可以预见地将会一点点降低。
这种状态下，最愁的恐怕就是转播商和赞助商。政策的频繁变动，对联赛商业价值的损伤不可谓不大，此前中超版权的变化最直接印证了这一点。而对赞助商来说，联赛难以保持稳定、长久地向上，他们的投资举动也会倍受掣肘。
投资足球赛事IP，本就相当于买入“期货”，长期价值很难评断，这是职业运动规律所致，无法避免。但频繁变动的政策性因素，已远远超出市场范畴，也绝非商业力量可以左右。面对未来，投资人或许真的要挠头了。
中超公司总经理董铮曾表示，未来几年中超联赛的目标，是提升产品质量，并帮助投资人做好消费转化。如何让更多人走进球场，尤其是泛体育用户，是难点，更是痛点。下赛季开始，思考这件事的主体，或许要变成即将成立的职业联盟。解决问题的人变了，但问题依然摆在眼前，在热度和理性之间如何权衡，这个问题恐怕比金元时代，更棘手。
当然，对这次的限薪政策，俱乐部或许喜闻乐见。
广州恒大建队10年来，许家印往这支球队中砸了近100亿元。对于中超豪门来说，每年投入超过10亿早已司空见惯。而中超公司每年六千多万的分红，在十几亿面前只是九牛一毛，一次外援交易，就足以覆盖掉这笔分红。
但职业足球也无法超脱“二八定律”，头部玩家永远只是少数。当二十多支低级别球队纷纷解散之时，不少人都表达了对金元足球的愤慨，颇有些“天下苦秦久矣”的架势。军备竞赛只属于豪门，小俱乐部在这“血雨腥风”的环境下，连自保都很难。
至于所谓商业价值或者上座率，恐怕已经不是俱乐部当前最关心的话题了。况且，门票收入对俱乐部来说一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存在，至于商业赞助，众所周知，中超俱乐部大多依靠投资方或关联企业，严格来看，这笔进项并不能算作俱乐部创收。
考虑到今年跻身中超决赛的双方恒大苏宁在场外的资金面消息，以及过去一年多20家职业俱乐部消亡的现实，此刻损失掉一部分相对鸡肋的收入，把投入控制在6亿人民币以内反而成为管理者和俱乐部老板之间互相接受的妥协结果。毕竟朝不保夕时，细枝末节或者宏伟蓝图，都可以先往后搁搁。
未来和眼下，这又是摆在中超联赛和中国足球面前的一道选择题。
“去泡沫”的大方向无可指摘，为人诟病的，还在于操作细节。改革的另一面，往往伴随着舍弃，但从足协的举动来看，他们似乎什么都想抓，什么也都不敢放弃——既要去泡沫，又想保证国家队短期成绩。
但无论如何，改革总会有牺牲者。至于是谁，身处其中的人，冷暖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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