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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血五人组》:强行政治正确的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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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血五人组》:强行政治正确的政治正确

很难说这是一部烂片,同样也很难说这是一部杰作。但毋庸置疑的是,斯派克·李在《誓血五人组》里,的的确确做到了“我手写我心”,表达出了他想表达的内容。

戛纳系电影《誓血五人组》,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登陆奈飞。

这部讲述黑人越战老兵“重回故地”,寻找丢失黄金的影片,难以评价。很明显,在这部看上去非常仓促,而且颇为自言自语的影片面前,北美的影评人也犯了难——黑人运动大张旗鼓的时下,批评显得政治不正确;大肆褒奖,亦违背专业素养

于是,北美影评人和观众之间产生了罅隙。在metacritic上,影评人给出了82分,《誓血五人组》被打上了“必看佳作”的标签。而观众只给出了6.1分。而在普通影迷采样数量更大的IMDb上,该片也只有6.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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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血五人组》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最起先,是几个越战老兵一同前往越南,寻找战争中丢失的黄金。而在越南寻金的过程中,他们遭遇到了各种意外,有战争年代遗留的地雷,有趁火打劫的商人,有自己滞留越南的私生子,他们甚至还遭遇到了一波雇佣兵的伏击。在探寻丛林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回溯自己的过去和已经去世的战友——这个由“黑豹”所扮演的战友,是这个小集体中精神图腾一般的存在。

到了影片的结尾,一群人死伤惨重,费尽全力带出的金子也被捐作他用。简而言之,这群人因为一个自私的目的来到越南,但最终,为了一个更加高尚的目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人物转变,是典型的好莱坞套路,越战题材题材《现代启示录》,战争黄金题材有《夺金三王》,斯派克·李纵有回天之力,也难以拍出新意

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说,《誓血五人组》是一部简单而粗暴的电影。这种简单粗暴,并不仅仅体现在视听语言的平白和直接之上,更体现在斯派克·李的观念先行和先入为主的种族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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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的一开始,斯派克·李就用战友之间的对话,给影片定下了一个“黑人士兵的贡献不容抹杀”的基调。这是影片第一层的“种族主义”。随后,他在片中使用了各种方法来展现黑人士兵在战争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并把这种不公正完全化归到了“白人的种族主义”之上。

实际上,这些黑人士兵,也是某种程度上的种族主义者。五人组里的一人,在酒吧称呼一个越南小孩为“gook”。“gook”这个词在英语里,本意是肮脏黏湿的垃圾,在这里是对东南亚人的蔑称,拉仇恨的程度,和“nigger”一样。这个情节是斯派克·李所埋下的细节和伏笔。首先,黑人在美国国内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无处发声。但是来到了东南亚,自然就成了“美国人”,于是便可以自然而然地歧视东南亚人

只不过,斯派克·李并没有对这种“歧视”做出批判,好像这是“天赋人权”一般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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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誓血五人组》里的种族歧视,不过是斯派克·李眼中的种族歧视,他没有把种族问题扩大到全世界去表现,他要平权的,不过是黑人的权利,而不是全世界不同肤色的人类。这一点,在游船上与商贩之间的冲突抵牾中,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理念,应该是一部电影最重要的内容——尤其是这种设计整体议题的影片。可是,影片中的五人组,一边说自己备受战争困扰,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另一方面似乎还很享受自己的军功章和战绩。这种矛盾的心理,贯穿了影片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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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式各样的理念和展现,在片中鳞次栉比地出现。前有1770年的波士顿谋杀案,后有越战黑人士兵比例过高;又有雷区索命,还有父子和好;更令人尴尬的是,在影片的结尾,强行出现了PTSD、反战以及BLM(BlackLives 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

在泄愤的角度,斯派克·李成功了,他在影片里肆意宣泄着自己的不满,为黑人出了一口恶气。可是在艺术的角度,斯派克·李这一次算是惨败。各种各样的概念,如同PPT一般闪现,每一种都没有深入探讨。照本宣科的台词,尴尬的表演,甚至是“手撕鬼子”一般逃离地雷的闹剧,都让这部电影,难以下咽。

此外,《现代启示录》在影片中被有意无意地提及的两次。五人组在越南聚会的酒吧叫做“现代启示录”。而他们沿河而上,展开寻金之旅时的背景音乐,也《现代启示录》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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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能展现出斯派克·李野心的,是对于画幅的使用。影片里穿插了大量的4:3的镜头,这与现代宽银幕形成了对比,也展现出了他要打通时空、塑造一个统一的种族体系的野心。在影片的最后,出现了一张五人组的合影,除了黑豹之外,其他的四个人都是皑皑老矣的形象。

毫无疑问,《誓血五人组》是政治正确的,影片顺应了历史潮流和时下的社会运动热点。但是在艺术上,影片虽没有错的离谱,却也是不正确的

政治正确和艺术正确,能够兼得么?苏联时代的两部电影,或许能够给我们一定的提示与启发。

《一个人的遭遇》,是著名导演邦达尔丘克的处女作。片中,他用战俘的一双眼睛,和他反思的话语,从头至尾思考着战争的意义——这种反思,我们还能在他拍摄的《战争与和平》中见到。邦达尔丘克用影片质疑——或者说否定了苏联军人在战争中的某些表现。这样的与众不同的影片,对当时大行其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大全的塑造人物的方式做出了修正,也让苏联电影重新获得了国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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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第四十一》也提供了政治和艺术正确的范本:丘赫莱依在这部电影中塑造了一个在世外桃源里爱上了敌军的苏联女狙击手的形象,这是符合客观人性的塑造人物的理念,此曰“艺术正确”;而在影片的结尾,这个女狙击手,还是打死了自己心爱的敌人,这是她打死的“第四十一个敌人”,此曰“政治正确”。

两个正确的操作空间在于,在政治情操的面前,依旧要去表现“人的情感”——而不是被政治所操控的话语方式。对于一个艺术家,而非一个政治掮客来说,这是他最艰难也是最为大胆的选择。

毕竟,正如崔健所言,艺术只有政治的责任,而没有政治的目的

锐影Vanguard特约作者 | 云起君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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