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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教官讲授单兵战术,何应钦不满、众人不服,示范后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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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水浩浩荡荡,从黄埔岛旁流过,日复一日,不休不止。黄埔军校成立后,这滔滔江水每日便在军校岗哨注视下和军校学生整齐划一的跑步声、口号声中,貌似平静地绕过黄埔岛,汇入南洋。

1924年广东的军事形势,如同这江水一样,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却暗流涌动。在孙中山等人看来,广东境内的军阀对军校虎视眈眈,革命环境险恶、局势紧张。加上革命亟需人才,因此黄埔军校的学生没有条件、也来不及安静地接受学制三年的学习。军校只能打破常规,大大缩短学习时间,将原定三年为一期的训练计划改为半年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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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学习时间大大地打了折扣,但是孙中山的期盼没有打丝毫折扣。孙中山苦苦思索并热切期盼着这个军校能培养一批"在政治上革命", "能为三民主义奋斗,能为三民主义牺牲"的信徒。如何才能既达到速成目的,又塑造一支敢打敢拼、忠于党国的军队,是孙中山、蒋介石等人最在乎的。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军校确定了"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的教学原则。正是这一原则的确立,使黄埔军校成为一所不一样的军校。随着办学经验的积累,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同的思想学说和理论、军事课与演习实战、政治课与工农运动,都密切地联系在了一起,黄埔军校也因而成为一所与众不同、成绩非凡的军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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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军事素质的高低,是衡量一所军校优劣最好的刻度尺。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始于晚清。晚清时候的海军学堂、陆军学校,便已经开始改习洋操、使用西式武器、聘请洋员教习。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与近代中国的其他军校相比,没有大的不同。晚清洋务运动时候,曾学习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甲午战争后,又学习日本;到了黄埔军校,则转而开始学习苏联。如果非要找出些不同,那便是:清末民初学习西方与日本,就中国而言是国家层面,如国家派留学生出洋学习,国家聘请洋员教习,但对方是个人性质的,大多为钱而来;而黄埔时期,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合作,中方做事的人员不是为国家做事,而是为组织、为信仰做事,苏联的教官是受组织委派而来的,不为钱,而为党国和信仰。这中间的差别,对军队建设的影响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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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军校的教官由中方教官和苏联教官组成。中方教官大都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像是校长蒋介石、总教官何应钦、训练部主任邓演达、战术教官严重等,都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苏联教官则以"苏联顾问团"的名义在黄埔军校中活动,苏联先后派了100余人到达黄埔军校,其中加伦、切列潘诺夫、包和洛夫、波利亚克、格尔曼、捷列沙托夫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军事将领,他们分布在政治、炮兵、步兵、工兵、军需、交通、通讯、卫生、交际等各个教学岗位上。

黄埔军校的中苏教官,各有所长。

中方教官责任心强、熟悉教材、讲课出色,同时又关心学生,深得学生爱戴。其中,最受学生欢迎的是训练部主任兼学生总队长邓演达以及教官兼学生副总队长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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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1895-1931),广东惠阳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1926年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期间,他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因反对蒋介石,邓演达于1931年被蒋逮捕并秘密杀害于南京。

黄埔时期的邓演达是一位标准的革命军人,这一点是所有黄埔学生的共识。他能时刻做到以身作则,并因此赢得了学生的由衷敬佩。他总是军容整齐,神采奕奕,一股浩然正气溢于眉宇。不论是站着、坐着,还是行进间,他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标准,堪称军人楷模。他处事公正、要求严格,例如他曾将教育长王柏龄在任内贪污公款的情形报告了校长,要他把亏空填清再行离职。他举手投足中自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感觉。因此学生在他面前非常老实。只要远远听到他那有节奏的长筒马靴的踏地声音,哪怕同学们闹得正欢,也立刻会变得鸦雀无声,根本不需要他来说话。不仅学生怕他,教官们也怕,政治教官高语罕和邓演达在德国就结识,是老友了。但有一天高语罕早晨起床迟了一点,邓演达就到他的寝室予以当面批评,以后他只要听到邓的脚步声,就不敢睡懒觉了,因为邓对任何人都不讲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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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尽管很威严,但他并不是莽夫,反而很细腻,很关爱学生,能待人以诚、感人以理。黄埔学生规定每晚九点钟就寝。有些用功的学生往往在熄灯后偷偷地到讲堂里读书。共产党学生每星期开一次小组会,也是用这个时间。有一次邓演达亲自查夜,恰好碰到共产党小组在开会,邓演达本来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没有加以干涉,反而劝开会的同学注重身体,不要过多地耽误睡眠时间。

还有两件小事,可以体现出邓演达对学生的关爱。军校为了增强学生体质,每天早上晨曦时,要求学生沿着黄埔岛的路跑十几里。邓演达常常会跟着队伍一起跑。有些刚入校的学生,体质较弱,一开始要跟上队伍确实很困难,虽然能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但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影响接下来的训练。邓演达见此,便对队长说:"长跑要注意兼顾学生的体力,循序渐进,逐步增加运动量,方能增强体质。"尽管训练要求紧,但是能根据实际情况体恤士兵,不拔苗助长,邓演达的做法是一位好教官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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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一次,当时已是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邓演达在操场巡察,遇到了黄埔四期生熊敦。熊敦是江西人,上海晨光大学毕业后慕名投考黄埔军校。他是国家主义者,又是大学生,自视甚高,看见邓演达后,不立定、不敬礼,旁若无人,欲扬长而去。在军队中,见到长官不敬礼是违反军纪的。邓演达将他叫住,问他:"你是军校的学生吗?""是。""既是本校学生,见到长官为什么不敬礼?"熊敦的回答逻辑很奇怪:"你信仰三民主义,我信仰国家主义,信仰不同,当然不用敬礼啦。"

对这种违反校纪的行为,最少也可以关三天禁闭。但是邓演达知道熊敦的错误并不是关禁闭或者责罚就能改正的,其根源在于思想和逻辑的问题。于是邓演达经常找熊敦谈话,让他认识到,作为军人就应该遵守纪律,就要服从长官,这和信仰无关。熊敦慢慢被感化,不仅遵守纪律,而且思想渐渐进步,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左派,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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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军队中,士兵对长官有一言不合,便会招来拳脚相加。而在这所军校里,长官与士兵之间是一种不一样的关系。

严重(1892-1944),又名严立三,湖北麻城人,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大队总队长、训练部长,被学生称为"黄埔良师"。北伐时,严重担任东路军第二十一师师长,屡挫强敌,赢得了"北伐名将"的声誉。抗战期间,曾短暂担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1944年病逝。

黄埔军校创立之初,严重担任军校一个班的战术教官。他堪称是教官的典范:对教材的掌握非常熟,不用翻书就能指出《步兵操典》某页某行的内容是什么;讲解生动具体,示范动作准确明了、不厌其烦;还善于总结归纳教材内容,并且多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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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生的学习训练时间极为紧凑。每堂课都要发大量的油印讲义。当时,军校教授部每天要印上万份讲义,字迹模糊、质量低劣在所难免。每次课上,发讲义、校对错讹、学生读一遍之后,时间就所剩无几了。往往教官还没开口讲,下课铃声就已经响了,而下一节的讲义又到了。一期生入校不久后的一天,学生正在自习。刚入校的学生们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学习的紧张感,或写写家书、或整理笔记,甚至还有些悄悄聊聊天、互相认识一下,说着以后多照顾的客套话。这时,一个光头、不带军帽、不束皮带的人,悄悄溜进教室,登上讲台。他就是这个班的战术教官严重。他说:"指挥官必须熟读兵书、精通战术,才能适应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不失时机地做出决定。现在课程多、时间紧,要做到面面顾到势所不能,大家应该把战术摆在第一位"。他扬了扬手中的纸,继续说,"我把一周来战术课的要点,编写成若干道课题,你们要做好"。此后,每一天晚饭后的自习,严重都会到教室,风雨无阻。灯光下,他耐心地讲解、回答学生提问。慢慢地,学生们越来越自觉,教室外的走廊上,站满了邻班的学生,他们抄录严教官的课题,听他的讲解。邻班甚至集体要求与该班到一个教室上自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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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学生记忆,严重还特意搜集并编写了很多有实用价值的军歌,介绍给学生并教学生唱,这些军歌简单明了、朗朗上口、利于理解。如《利用地物歌》便将动作要领用歌词表现的清晰明朗:

战斗时,重射击,杀敌第一。

选择地物遮蔽身体,最忌是蚊聚。

留心小排指挥地域不可擅离。

攻击之时切莫占据难超之地,

碍邻兵发扬枪击,要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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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不仅自己编写军歌,还鼓励学生们积极编写新军歌。他的这个做法得到了苏联军事顾问的赏识。苏联顾问包和洛夫自己主动学习军歌,还为学生们打节拍,带同学们唱起来。

与中方教官相比,苏联顾问和教官的特点在于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作战经验。此外,他们掌握当时最先进的军事技能,熟悉最新式的器械使用。因此,他们不仅给军校的学生,而且也给军校的教官带来了崭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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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顾问特别重视射击和战术演习,因此他们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并执教。他们的课程设计和训练完全按照苏联操典进行。例如射击课上,苏联教官先要教授各位中方教官。他们对待训练的态度非常认真,每次射击时,军事总顾问加伦总要亲临靶场,教授示范。每教一个术科之前,都将各级队长集中起来先学一遍,然后让队长们回各队去教学生。队长们返回各队教授步兵操典和射击时,苏联顾问每次都必亲临现场与靶场,发现教官有做的不好,或者学生有不理解的,他们会立刻现身说法,就地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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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授过程中,苏联教官以其出色的个人军事素质,得到了中方教官和学生的尊重。一次,战术总教官何应钦到了军事教官钱大钧的训练场上,当时苏联步兵顾问舍瓦尔金正在讲授单兵战术,他们向中方官兵强调单兵战术的重要性,并指出了官兵们训练中的不足,语气难免较重。何应钦骄气甚重,对苏联教官的姿态感到不满;在场中方官兵中也有人不服气。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所有人都心服口服。舍瓦尔金讲解之后,做起了示范动作。他抄起一支苏式步枪,隐蔽前进、迂回,穿越火力封锁,匍匐、翻滚、跳跃,行进中举枪、射击、弹无虚发,十几个高难度动作,他都做得规范、敏捷、实用性强。在场的教官和学生都不禁鼓起掌来,连何应钦本人也为之叹服。示范之后,学生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以此为标杆,更加玩命地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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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顾问为黄埔军校的军事训练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虽然现在还没有更多材料使这些远道而来传道授业的苏联顾问形象更加丰满,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点燃革命火种的顾问们,毫无疑问怀揣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崇高的革命理想;当他们在黄埔见到这些同样有信仰、有理想、有热血的幼苗时,肯定会悉心培育。在这一过程中,双方都会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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