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人员的流动是不利于地方的管理与统治，容易产生一些诸如盗窃、抢劫等不安定因素，所以封建王朝对于人员随意流动都抱有同样的做法，那就是严厉限制，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时期，秦朝以后的各个朝代都建立严格的户籍制度，限制人员的随意流动，明朝作为封建王朝的一份子，自然也不例外。相比于其他王朝，明朝的户籍制度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严格，那么明朝的户籍制度有多么严格呢？对于明朝人口的流动有何限制？现实真如严格制度管理下人员未曾流动吗？
明朝户籍登记
明朝严厉的户籍制度
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弘治《大明会典》
从明孝宗朱祐樘时期编撰的《大明会典》可以看出，明朝百姓流动必须需要路引，其实这一规定最初是朱元璋设立的。朱元璋为了便于管理百姓，建立了一整套的完整户籍制度，将明朝百姓的行动限制在“一亩三分”之间。
限制人口流动，首先要说的肯定是明朝的黄册制度。古代由于技术的限制，人口登记可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大工程。即便是如此，朱元璋为准确掌握全国户籍情况、加强对地方的管理、稳定社会秩序等目的，下大力气，用时十年之久，在全国范围内普查、登记人口。
黄册之式于天下，令天下之人各以本等名色占籍。——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
何为本等名色占籍？说白了就是你是什么职业就是什么户籍，比如宗室户、官绅户、民户、军户、匠户等，各类户籍是严禁私自脱籍或更换，否则“违者治罪，仍从原籍”。当然，明朝关于户籍比如“异籍”、“军籍”等，还有很多规定，总之一点就是不允许私自更换身份。身份一定，权力也被固定了，农民负责种田，军户负责保家卫国等等。
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贴、户籍，具书名、岁、居地。——《明史》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其次，朱元璋在户籍登记完善基础上，建立里甲制度，负责最基层的百姓管理。同时，在地方设置巡检司，负责各府州县关津要道处巡检，盘问过往行人有无路引等，当然这些里甲也被赋予了辅助巡检司的责任，执行本地地区的巡查任务。
若军、民出百里之外不给引者，军以逃军论；民以私度关津论——《明律》
明朝私度关津有何惩罚？最直接的就是杖刑八十，杖刑八十以后整个人估计也就废了。
据归庄的《归庄集》记载：“洪武五年，有人急于为母亲看病，而未去当地政府开设路引，被巡检司抓获，移送法司论罪”。从这段记载看出，明初对于人员流动限制是多么苛刻，百姓根本就没有自由流动之言。凡是被发现并非此籍之人，被官府惩罚的之时还会被遣返回原籍。与此同时，朱元璋设置的所谓路引，也是提供给有特殊需要流动的人。明《大诰》要求工、商之类无论远近，水路、陆路，都需要路引，且必须随身携带。如果不是此类身份之人，根本就没有四处流动的可能。
严厉的户籍制度的“破灭”
1、官方的人口迁移
民初面对的对年战乱留下的满目疮痍之地，南北方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失衡，北方人口严重减少，大量的田地无人耕种，明初税收也受到影响，因此朱元璋必须采取人口迁移的方法，解决人口与土地失衡问题。同时，南北方人口与土地比例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刺激无地百姓自发的迁移行动。
朱元璋与朱棣时期，官方有组织的迁移就有数十次，例如洪武三年，将杭州、湖州、松江等地无业农民迁往濠州种田。朱棣迁都之时，为了充实北京人口，仅在直隶、江浙一带就迁2万多户到北京。
明朝有组织的迁移，朱元璋与朱棣时期最多，而后代皇帝组织迁移的事情非少见。虽然是官方有组织的迁移人口，但人口迁移巨大，势必也会刺激不允许迁移之人趁机流动，这样以来，即便是在严格的户籍制度，也会被官方的行为破坏。
2、流官与兵的寄籍
公讳申，字维降，东海剡人，永泰元年寄籍京兆府。——寄籍出自唐李翱《岭南节度使徐公行状》
寄籍，长期离开本籍，居住外地之人。在明朝，如何才会有寄籍之人产生呢？战乱，士兵跟随大军征讨，战乱平息后，驻守在战乱地开始屯田，结婚生子、繁衍后代，这样就产生了一大批的移民。明初著名的沐英，金庸先生《鹿鼎记》中的沐王府的创始人，就是寄籍其中优秀的代表。
明初之时，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的土司由于过错被明政府废除，朝廷改派一些官员管理此地方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流官。流官大多数为杂役，仕途无望，因此在此地终老一生，但是他们后代却在此地“扎根生长”下去了。不论是流官亦或者是兵卒，他们虽然是合法的人口流动，但也破坏了明朝的户籍制度。
3、读书人的冒籍
与现代高考一样，明朝的科举制度也是实行不同地区，录取不同人数不同的原则。明初，北方受到战乱的严重破坏，北方的学子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肯定竞争不过南方学子，而且有些地方的学子就是擅长考试，如果不区分对待的话，擅长考试地方的学子在朝廷做官之人越来越多，后果是朝廷内部拉帮结派，皇帝难以命令群臣，因此朱元璋将各地区录取人数区分对待。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竞争激烈之地科举考中的概率不高，那么就往竞争不激烈之地去，冒充此地的考生。由于明朝对于读书人的优越条件，他们也可以像商人一样四处流动，明朝中后期开始流行游寓之风，学子们四处游历是常事，因此许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混杂在其中，前往易考之地考试。不论是游寓，还是科举考试的作弊行为，都是非法，而且破坏了明朝的户籍制度，但社会常态下的流动，政府也无力管控。
4、资本经济的发展，无业游民的增多
明初，地多人少的情况，使得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得以缓解，但是随着人口增加，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出现了大量的无地之人。同时，明正德以后，赋税增加、徭役也加重，很多农民承受不住政府压力，开始放弃土地，走向社会成为富人或者官家的佣人，这种数量巨大的流动，严重破坏了明朝传统的里甲与户籍制度。
明朝中后期，白银的大量流入，刺激了资本经济的发展，商人活跃于全国各地，例如著名的徽商、晋商等等，常年在外经商，即便是在原籍娶妻生子，但在异乡，他们有足够的财力再娶妻生子，因此明朝专门设立了商籍。商籍，为商人在原籍之外获得了客居他乡的合法地位。合法的户籍，致使他们的子女能够在客居之地参加科举考试，这样成了科举作弊的普遍现象。
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程希尧《文园漫语·儒仙佛》关于山东临清徽商占籍的描述
资本经济的发展，商人与无业游民的流动，把本就脆弱的明朝户籍制度又“践踏”了一遍。
5、能工巧匠与游方道僧的流动
明朝的户籍制度限制百姓修改身份，而且他们的身份也是世代相传的。朝廷需要修建大型工程之时调集四方能工巧匠，亦或是工匠每次的徭役期，因此每年的工匠流动人口也是巨大的。另外，有些工匠为了生计，也四处寻找生意，也增添了社会上的流动人口。
与能工巧匠比较起来，游方的道僧就显得“明目张胆”的人口流动了。明初，朱元璋加强对佛、道控制，严格控制其人数，建立道僧籍制度，以及为他们颁发《周知册》，无人能够冒充道僧四处游走，将僧道人数严格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周知册》也无法反应道僧人数增长情况，尤其是私度与买卖《周知册》的广泛存在，导致道僧人数更加无法统计。
在古代，有一个传统，一旦违法之人遁入空门，政府就不予追究其过错，这样也导致僧道人数的增加。明正统以后，徭役加重导致，很多人为逃避徭役而出家，僧人们也广收门徒，道僧之人四处游历，破坏了明朝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道僧人数也更加无法统计。
除了上面一些现象造成了明朝户籍的破坏，还存在一些人寄居在亲友之家，也是属于明朝流动人口。明朝政府有强盛走向衰落，对于户籍制度的重视也远没有明初之时重视，致使严格的户籍制度下，任然未能控制住人口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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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明初朱元璋本来想建议一个等级森严、百姓固定于出生地的固化国度，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国度，朱元璋也付出了努力，但是事与愿违，事情的变化远比他想象的要快，致使明朝户籍制度流于形式，明朝也因人口大量流动经常出现骚乱，最终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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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明史》——张廷玉
《文园漫语·儒仙佛》——程希尧
《明律》、《大明会典》
《杨园先生全集》——张履祥
《归庄集》——归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