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书》的记载里，王羲之擅长的书体是楷书，王羲之的行书流行，是唐代以后的事情了。传世的王羲之楷书都是小楷，南朝人称为“正书”“细楷”。
箫齐时，内府有“右军《劝进》《洛神》诸书十余首，皆作今体”，都是楷书。
陈、隋时期，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最推崇的是《乐毅论》，评价其为“正书第一”。并记录说：
梁世模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560-565）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后，仍属废帝。废帝既殁，又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累载方得。此书留意运工，特尽神妙。其间书误两字，不欲点除，遂雌黄治定，然后用笔。陶隐居云：“《大雅吟》《乐毅论》《太师箴》等，笔力鲜媚，纸墨精新。”斯言得之矣。
这里的陶隐居，指的是陶弘景，因为他自称华阳隐居。注意，这里有个细节，就是“书误两字”，这牵涉到《乐毅论》的版本认定。
到唐代贞观年间，内府收藏的王羲之楷书，褚遂良《右军书目》“正书都五卷”下注明“共四十帖”，但是他所录的帖目，只有十四帖：
（唐代王羲之楷书十四帖）
这其中，《尚书宣示》《墓田丙舍》《尚想黄绮》等帖是临前人书迹；《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赞》是抄写他人的文章，是长篇“细楷”之作。
唐朝时，王羲之正书数量少，尤为难得。褚遂良在禁中编次王羲之书目时，很重视楷书，尤其看重长篇的《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赞》三帖，以《乐毅论》为首选。唐太宗最为宝爱的王羲之楷书也是《乐毅论》，如图：
（《王羲之《乐毅论》越州石氏本局部）
《乐毅论》的真迹流传，真迹早已不存，一说真迹战乱时为咸阳老妪投于灶火（《古迹记》载），一说唐太宗随葬昭陵。
在唐朝，传世的王羲之楷书很少，举世希慕；内府藏品，时聚时散。到了玄宗朝，内府重新搜罗王羲之真迹，所得楷书只有三卷：《黄庭经》第一；《画赞》第二；《告誓》第三。
到了北宋末年，宋徽宗宣和内府所藏王羲之楷书墨迹，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定公帖》《报国帖》《口诀帖》《草命帖》等七种（见《宣和书谱》）。这里记载了米芾的一些鉴定记录，米芾是书画鉴赏大家（到宋代时会专门说他），论断可算权威。
（米芾雕像）
米芾认为《黄庭经》“是六朝人书”，理由是“绢完，并无唐人气格，缝有书印字，是曾入锺绍京家。黄素缜密，上下有乌丝栏，其间用朱墨界栏。卷末跋‘台仙’二字”。这里的锺绍京，是唐代书法家。
米芾认为《乐毅论》是“梁本”，理由是“有改误二字，又不阙唐讳”。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王羲之楷书，有硬黄本《黄庭经》、绢本《东方朔画像赞》两种，分藏海峡两岸故宫博物院，称是唐人临本。
（宋星凤楼刻本《黄庭经》局部）
（刻本《东方朔画像赞》）
当然，这些都不是王羲之的真迹墨迹本，是临而后刻，而后再拓，它不是原稿墨迹，虽然临写不免夹杂的人的笔意，传刻或有美意的增损与变化，但是王羲之楷书的风格仍会因为古人对王羲之的喜爱和崇拜而大体保留下来。
现在书界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不是真迹不能临，其实，只要是好作品，我们都应当善加珍视，从中汲取营养，不能因为它不是原稿手迹，就一棍子打死。
自唐朝以来，流传最广的王羲之楷书作品，是《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像赞》三篇，它们是王羲之楷书的名作，也是我们解读王羲之楷书风格或形质特征的重要依据。
关于王羲之的楷书师承，我们可以明确看出是锺繇系统。而我们知道，锺繇的楷书，具有浓厚的隶意，因此古意拙趣尚多，譬如着意的翻挑，飞扬的笔势，触目可见；而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有的“长而逾制”，有的“临时从宜”，由此，结体显得松懈。而且纵向的笔画短促而横向笔画张扬，字态欹侧，呈现横张之势（因为隶书整体上呈现扁方），这也是由隶入楷最容易出现的弊病。
（王羲之画像）
王羲之写楷书，易锺书之翻为敛，笔法称为“内擫（读yè）”，比如，写横画往往起笔轻，顺势铺毫走笔，收笔处略重，运笔的速度是缓前急后，笔画形态呈俯势的收束状。而写纵向的笔画，撇画则引笔纵下，竖画伸展，使其挺直。由于截横向笔画为短，续纵向笔画为长，字形也易前人之横扁为纵长，字势变前人之横张为纵敛。由此，笔画之间的结构关系紧结起来，体态随之匀称整饬。
总之，比之于锺繇楷书，王羲之的楷书端庄精致，将楷书的笔法、笔意、结构推入到形巧而势纵的新境界。
下一篇，我们读王羲之的“今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