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后语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道出了他写《史记》的目的：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由上可知，司马迁写史记有三个层面的目的，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么，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先说“究天人之际”。今人多将通天人之际理解为天人关系，如当代哲人庞朴在《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一文中，就持此种观点。天人关系由三方构成：天、君、民。天授命于君，君统治着民，而民欲天从，三者构成一个闭环的圆。我们做一个通俗的比喻或许更有助于理解，就像小时候玩的石头、剪刀、布的游戏，石头赢剪刀，剪刀赢布，布赢石头，同理，天赢君，君赢民，而民赢天。三者都不是绝对的弱者，也不是绝对的强者，从而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在上古和三代（夏商周），君巫合一。君主本来就是诸多巫史中的一员。是以，除了君主能倾听天命之外，巫史也能够倾听。换句话说，巫史对君主有很大的监督权。司马迁要庚续古之巫史“究天人之际”的传统，其职责就不仅仅是记事，还有承天之命，对一家一姓的皇权进行监督。但他面临一个问题——“古今之变”。在上古、三代到司马迁所在的西汉期间，出现了一个大变局：神权越来越消隐，君权越来越彰显。相对应的是，巫史也分化了，从事祭祀、占卜称“巫”， 掌管天文、星象、历数、记事的称“史”，即巫史代天监督君主的权力，在行政的层面消失了。这一古今之变或许发生在周秦之际，《国语•周语上》载：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在西周厉、幽之际，由于君权的扩张，巫史的职能发生了转变：由代天督责人君，变成了替人君监视国人。到了秦汉，巫史或成为御史，替皇帝监督百官；或成为太史，侧身于“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司马迁要摆脱太史的“倡优”身份，庚续古之巫史“究天人之际”的传统，就必须直面如何“通古今之变”这一个问题。史官代天教诲人君，唯三代圣王能容之。西汉（今）已经不是三代（古）了，这点司马迁深有体会，他为李陵辩解，最后惨遭宫刑，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也就不能直言了，只能微言了。由此，我们能够看到，与人佣耕的陈胜在“世家”里，兵败自刎的项羽在“本纪”里，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位于“列传”之首……由直而微，这就是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当然，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最终目的，是“成一家之言”。又该如何理解这句话？这句话除了在《报任按书》中出现外，还在《太史公自序》的文末出现：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我们对这句话出现的语境稍作分析，会发现此处的“一家之言”的等同于“拾遗补艺”。 拾遗补艺是对图书的校整，这是目录学领域的工作。汉武帝时开始校整图书工作，前后负责校书的是司马氏父子。司马谈选择了黄老作为主导思想，提出他的《论六家要旨》，规划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家的轮廓。司马谈壮志未酬身先死，司马迁继承乃父的“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未竟遗志，继续图书校整的工作。这是“成一家之言”的第一层意思。与司马谈不同的是，司马迁将孔子的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独立于儒家之外，并超越各家之上，成为一个学术的专门领域。这是“成一家之言”的第二层意思。结合第二层意思来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的“成一家之言”，就很好理解了，即“立六经大法为汉作制”。从这个层面来说，司马迁不仅是史学家，还是一个经学家。参考资料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司马迁《报任安书》、班固《汉书》、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郑鹤声《司马迁年谱》、庞朴《司马迁的历史哲学》、逯耀东《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两个层次》、洪涛《司马迁与古今问题》、张大可《司马迁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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