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生活在洪荒时代的始祖，那是一位神格化的人，或者一位人格化的神，通常享有建不世之殊勋的荣耀。他们受到这个民族笃实而真诚的崇拜，赋予这个民族以生存的勇气和进取的信念。他们的事迹夸张地记录了这个民族对人类文化的贡献，而且集中地显示了这个民族对世界的认识和理想。
楚人的始祖
如果只追溯到祝融，那是众口一辞，绝无疑义的。从这一点看，楚人似乎很有可能来自华夏民族。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中都能找到力证。在《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楚国的别封之君夔子不奉祀祝融和鬻熊，楚王忍无可忍，兴师问罪，把夔子废黜了，把夔国灭掉了。鬻熊是楚国始封之君熊绎的曾祖，祝融则是楚人的始祖。不奉祀鬻熊已罪不可恕，不奉祀祝融则罪莫大焉。《国语·郑语》记周太史伯答郑桓公问，明确指出楚国的公族是祝融的后裔，这是述及楚人始祖为祝融的一则最早的记载，时在西周末。
1987年发掘的湖北荆门市包山2号墓，墓主是战国中期与晚期之际的楚左尹，墓中出土的竹简记录着墓主奉祀的祖先的名字，其中就有祝融，这是证实楚人的始祖为祝融的一个最新的发现。
假如不满足于祝融，而要上推到比祝融更早的颛顼或者高阳，似乎也不无线索可寻。屈原在《离骚》中自述家世说：“帝高阳之苗裔兮，”《史记·楚世家》的起句是：“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屈原博闻强志，以楚人言楚事，其必有据。《史记》的作者司马迁相传也是祝融的后代，而且治史如理丝，所言也决非无稽之谈。那么，楚人的族谱似乎可以从别称高阳的颛顼写起了。
无奈《离骚》的上述说法是附会，《史记》的上述说法是误会，附会加上误会，就失真愈甚了。这牵连到神谱的形成和变迁，不能不多费些口舌。
中国的民族是多元的，他们的神话和传说自然也是多元的。
民族是在动的，是会变的，与此相适应，神话和传说也在动，也会变。民族的融合，国家的兼并，以及正统观念的形成，促使来源各异的诸多古帝实行纵向的整合，本来没有从属关系的有了从属关系，本来没有裔嗣关系的有了裔嗣关系，全不顾资历的深浅和神通的大小，总是强者为尊，后来居上。
民族的流徙，国家的播迁，以及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的学说的确立，促使先已整合的诸多古帝实行横向的改组，易位者有之，变性者有之，升者、沉者亦有之。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中国古代的神谱，就是这么一个几经整合、改组的大杂烩。这个神谱可以告诉我们许多饶有意趣的信息，但它所开列的古帝世系和位次的可信度是不高的。
高阳的资格很老。《左传·文公十八年》记鲁太史克对鲁宣公问，列举了几位古帝，第一就是高阳，高阳为夏人所尊崇，是炎帝的古称。称高阳也罢，称炎帝也罢，都是太阳的化身，楚人的先民曾依附于夏朝，从而接受了夏人的古帝高阳。族际的主从关系幻化为神际的主从关系，祝融就被当作是高阳即炎帝的臣僚了。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这个“佐”字，用得相当贴切。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记有“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云云，证明楚人相信自己的始祖是听命于炎帝的。《离骚》乃屈原呕心沥血之作，叙事求其古，用典求其雅，所以不称炎帝而称高阳。至于屈原把炎帝与祝融的主从关系说成祖孙关系，则是攀龙附凤的心态的流露。
自从周代形成了正统观念，利用神话和传说来攀龙附凤是人情之常，三闾大夫也未能免俗。这对民族和睦、国家安宁有利，既无可厚非，又无需深究。
高阳源于中原，炎帝源于关中，彼此邻接。西周中期和晚期，姜姓的周人多数迁居“南土”，有申、吕、许、厉等国，他们把祖神炎帝也搬到南方来了。战国中期以后，五行与五方、五色相配，炎帝为赤色，别称为赤帝，就被派定在南方火位了。
《离骚》说“帝高阳之苗裔兮”，是楚人把自家名声很大的始祖祝融摆进名声更大的炎帝谱系中去，借以表明自身是诸夏的一员，而实为附会。《史记》说颛顼即高阳，是汉人把旧的神谱改造得适合新的需要，借以显示四海的一统，而纯属误会。至于楚人的始祖，则既不是颛顼，也不是高阳，而只是祝融。《史记·楚世家》说：“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按：重黎即祝融。算辈分，祝融就是颛顼的曾孙了。此说出于经过汉人改组的神谱，不足为据。正像《史记·五帝本纪》说颛顼乃黄帝之孙，同样不足为据。
祝融的先人，根据现有的资料，只能推到老童《史记·楚世家》所谓“卷章”，是“老童”的讹写。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竹简记楚国公族的远祖，“老童”二字赫然在目，老童没有值得后人称扬的丰功，辈分虽比祝融高，名声却比祝融小，因而未能成为楚人奉祀的始祖。
从祝融到鬻熊
以祝融为始祖的原始民族，据《国语·郑语》所记，曾有八姓。这八姓是：己姓,有昆吾、苏、顾、温、董；董姓，有鬷夷、豢龙；彭姓,有彭祖,豕韦、诸稽；秃姓，有舟人；妘姓,有邬、郐、路、倡阳；曹姓,有邹、莒；斟姓,无后；芈姓,有荆。
《史记·楚世家》不说祝融有八姓，只说陆终有六子。这六子是：昆吾；参胡；彭祖；会人；曹姓；季连，芈姓。
经梳理之后，祝融八姓和陆终六子的关系就显得明了，原来他们是并世共存的一个族系的两张名单。《史记·楚世家》订正了《国语·郑语》的错误，但失之过简。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说：“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可见，楚人承认：在祝融八姓或者陆终六子中，老大是昆吾。
《史记·楚世家》说，陆终六子是“坼剖而产”的。所谓“坼剖而产”意即从母体或者父体上某个或者某些并非生殖器官的部位产出。当然，这是表明某些部落、某些氏族有亲缘关系的一种传说，并非实有其事。
《国语·郑语》说：祝融八姓在夏代有昆吾为伯，在商代有大彭、冢韦为伯，到周代就没有侯伯了。“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鬷夷、豢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
其中不无疑点，因为西周还有苏国和温国，或许夏朝没有把它们灭掉，但也可能是在被夏朝灭掉之后由商朝重封的。总之，直到商末，祝融的后裔尚有己、彭、妘、曹、芈五姓共计不下十国。
李学勤考证“祝融八姓的早期分布”，认为“可以说是环处中原”，其说不误。所谓“早期分布”，显然是经过了裂变和流徙的，因而呈星散之势。早在夏代，祝融部落联盟就已经瓦解了。他们在强国大族的卧榻之旁，虽尚能苟全，而势难鼾睡，分崩离析是他们无计规避的命运。
芈姓的季连相传是陆终的幼子，所谓幼子，应是最后分裂出来的部落。季连生活的时代，或为夏代，或为商代，无从考定。“鬼方”始见于商代，而陆终与鬼方通婚，则季连在商代的可能性较大。
商代中期，约当武丁之时，国势极盛，四出征伐。荆人也是商朝征伐的对象，事见《竹书纪年》“荆”和“楚”作为族称，简单说来，它们的关系是这样的：楚人都是荆人，然而荆人并不都是楚人。由此，商朝讨伐的荆人未必即楚人。散居在中原的小国受到大国的讨伐，力不能敌，除降服外，只有避走一策。避走的方向，则以南为宜。
早在夏代，源于祝融的方国就有南迁的。如昆吾，最初据《左传·哀公十七年》所记在卫地，后来据《左传·昭公十二年》所记在许地，其流徙方向是从东北到西南，但未出中原。商代，楚人的流徙方向与昆吾相似，大致也是从中原的东北方到中原的西南方。
“荆人”“楚人”之所以得名，是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生长着许多被称“荆”或者“楚”的灌木。商代作为族称的“荆”和“楚”，都在商朝的南境，大致为淮水迤南地区。《诗·商颂·殷武》写道：“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诗是周代的殷人遗民写下的，用以赞颂先祖武丁的业绩，其中有句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族。”考古发现表明，武丁以后，即商代中期以后，殷人南进，不仅过了淮水，过了江水，过了长江，而且过了洞庭湖，到了湖南的中部甚至南部以及江西的中部。
殷人为什么要向长江中游挺进呢？我们可以做多种猜测，但任何猜测都不如在长江中游发现的商代铜矿和商代青铜器有说服力。
《史记·楚世家》说“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所谓“或在中国，或在蛮夷”，意即有些部落留居中原，其余的部落流散到边地去了。总之，他们已经散裂了。南迁的祝融后裔主要就是楚人，他们离开历史的主流，战战兢兢地维护着自己的生存。
《史记·楚世家》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的竹简记楚君先祖之名，其中有“媸舍”，就是鬻熊。楚人的信史时代，是从这位鬻熊开始的。
楚国的信史时代
鬻熊的事迹，文献所记只有三言两语，后世乃莫知其详。他被誉为“贤者”，大概颇有见识，而且不无声望。《史记·周本纪》说：“西伯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这个“鬻子”，就是鬻熊。按，辛甲大夫在商末为显官，散宜生在周初为重臣，鬻子在《周本纪》中被写在辛甲大夫与散宜生之间，可见非等闲之辈。”
《史记·楚世家》记楚武王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这个“师”，容易使人误解为师保、师傅或者师氏，那官位就高了。其实，他只是火师，虽相当于传说时代的火正，但未必仍有观象授时的职司。
《史记·楚世家》两次说到鬻熊死得很早，一次说“蚤卒”，一次说“蚤终”，总之没有享尽天年。周武王伐殷纣王时，据《尚书·牧誓篇》所记，有“庸、蜀、羌、聚、微、卢、彭、濮”八族与周人联军，其中无楚人，鬻熊已不见踪影，足见说鬻熊死得早是可信的。
严格说来，鬻熊只是商末人，不是周初人。《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所谓“子事文王”，意即事文王如子，这也表明他比周文王要年轻得多。尽管如此，鬻熊毕竟使他的部众在艰难竭蹶之中获得了生机，为楚国的建成谱成了序曲。他背弃丧失人心的殷纣王，亲附深孚众望的周文王，善于因时乘势，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部落首领。
他成为周文王的火师，表明他通晓法术，是一位有宗教声望的大巫。
鬻熊的部众聚居丹阳。这个丹阳应即周赧王三年（前312年）秦楚大战之地的丹阳，在豫西南，因位于丹水之阳而得名。由丹阳西北行入陕东南，过武关，越蓝关，到当时还是西伯的周文王那里去，交通尚称便利。丹阳一带是商朝和周朝鞭长莫及之处，宜耕宜牧的膏腴之乡，使楚人得以苟全于乱世。
《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于楚。”此说断不可信，因为时在商末，西伯还无权封鬻熊于楚。鬻熊之于楚国，有点像西伯之于周朝，虽非开国始封之君，却是肇业奠基之主。由此，在楚君奉祀的列祖列宗之间，鬻熊的地位仅亚于祝融，而季连、附沮和穴熊都相形失色了。
鬻熊去世之后，周楚之间似乎发生了某种隔阂，其缘由不得而知。周伐商，决战于牧野，南方好些部落都参战了，楚人却置身事外。如果周楚关系还像鬻熊在世之时那样亲睦，决不至于如此。或许是因为楚人觉得胜负难卜，不敢孤注一掷，托辞未去，但也可能另有原委，这就不便妄断了。
鬻熊子熊丽继为大酋。《墨子·非攻篇》说“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按：睢山即雎山，后世称相山、祖山、沮山，今称主山。主山在湖北南漳县西北部近谷城县边界处，主峰突兀雄伟，附近有若干或大或小的盆地隐藏在丛山之中。
从鬻熊所居的丹阳到熊丽所讨的睢山，意味着从比较富饶的地方到比较贫瘠的地方，若非势不得已，实难出此一举。熊丽不顾旧乡故居之恋，不辞跋山涉水之劳，率部南走，应是出于对周人的畏惧。丹阳的东面有一个吕国，姜姓，与周室联姻。其酋长吕尚辅佐周武王伐灭殷纣王，功盖群臣。熊丽所部与炙手可热的吕国为邻，势难自安。
丹阳又恰好位于从周都镐京通往长江中游的咽喉要道上，熊丽所部若不自动趋避，必招周人疑忌。睢山一带易守难攻，是避难的理想场所。后世魏晋之际有蛮族屯聚，以梅氏兄弟为酋帅，因险布防，以强悍著称。可想而知,，熊丽选中雕山一带作为新居，是很有眼力的。
上述微妙的周楚关系，由于周室内部一场戏剧性的误会的发生和消解，而戏剧性地好转了。误会发生在周成王及其叔周公旦之间，据《史记·蒙恬列传》，大致是这样的：周成王初即位，尚在襁褓之中。上朝时，由周公旦背着他去。一度病危，周公旦为求神佑，剪下自己的指甲沉进河里，祷曰：“王未有识,是旦执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这表达了他甘愿代王受祸的悃忱。祷毕，把“沉书”刻在甲骨上，放在收藏文件的“记府”里。周成王长大后，有人对他说：“周公旦欲为乱久矣，王若不备，必有大事。”周成王信以为真，怒不可遏。周公旦惧祸及身，逃到楚人那里去了。过不多久，周成王在“记府”看到了周公旦的“沉书”，猛然醒悟，流着泪说：“孰谓周公旦欲为乱乎？”随即诛杀了进谗者，派人把周公旦接回镐京去了。
周公旦所奔的楚，前人曾疑为卫国的楚丘。按，“楚丘”这个地名始见于春秋中期，虽在卫国境内，但不是西周卫国的都城所在，而且不得简称为“楚”，先秦因公族内部倾轧而出走的公子王孙，惯例是自窜于蛮夷之地。
如商末周室的太伯和仲雍奔吴，西周晚期楚国的熊挚奔夔，还有叔熊奔濮。楚适在蛮夷之地，离周都不远不近，与周人的关系不冷不热，尚未受封，可谓化外，恰是逃祸的良好去处。周公旦所奔的楚，无疑是芈姓的楚。
周公旦回镐京后，周楚之间捐弃前嫌就是意料中之事了。当时楚人的大酋是熊丽孙熊绎，他自然会受到周室恩遇的。熊绎之父熊狂，事迹不明。
《史记·楚世家》说“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这时，楚君才正式厕身于诸侯之列了。说熊绎为楚国始封之君，这是不错的。熊绎受封的时间，应在周成王中年，即前1010年左右。
楚国的传统，只有楚君能以“熊”为氏，凡未成君者有名而无氏。以熊为氏，始于熊绎祖熊丽。由此可想而知，熊丽虽未受封为国君，却可能已自立为国君了。熊绎所居丹阳的地望，聚讼纷纭。或以为即鬻熊所君的丹阳，或以为在陕东南某处，或以为在今湖北枝江县的丹阳聚，或以为在今湖北秭归县的丹阳城，还有以为在今安徽当涂县的小丹阳的，诸说俱误。
《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说“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熊绎虽受封为楚君，但名卑号微。周成王把睢山与荆山之间的蛮芜之地封给熊绎，只是对既成事实的认可，而且不无画地为牢之意。周朝所封的姬姓和姜姓的诸侯国，都在汉水以北。至于汉水以南的以及跨汉水两岸的诸侯国，都是被视为蛮夷的。
熊绎似乎颇能为王事尽心竭力，他以恭谨勤劳换来了周朝的信任和楚国的安宁。周成王驾崩，周康王继位，熊绎仍克尽厥责。“筚路蓝缕”一句后来成为常用的成语，借以形容创业艰辛。
“路”为车，“缕”为衣。筚路是简陋的柴车，蓝缕是破旧的袍裳。说熊绎乘柴车，大概是确凿的。说熊绎穿得邋邋遢遢，就未免张大其辞了。无论如何，熊绎不像北方的公侯那么阔绰，这是可信的。
“跋涉山川”是说熊绎奔波于丹阳和镐京之间，为周王效力，又纳贡，又当差。
“桃弧棘矢”即桃木做的弓、棘枝做的箭，熊绎要贡这些玩意给周室。它们不是真正的兵器，而是模仿兵器的法器。古人以为桃树是神物，桃木有神力，用以驱鬼有神效。至于棘枝，则因其多生尖刺，做象征性的箭最为相宜。桃弧棘矢不仅可以驱鬼辟邪，而且可以消灾弭害。
如《左传·昭公四年》所记：冬季藏冰，要用黑色的牡羊和黑色的黍子献祭司寒之神；夏季出冰，就该用桃弧棘矢来消禳雹灾。
桃和棘所在多有，周室要楚国贡纳，可能有三个原因：一是楚国贫弱，没有什么贵重的方物，只好献桃弧棘矢之类；二是楚地所产的桃木和棘枝或许较好，属于上品；三是楚君作为火神的后裔，用桃弧棘矢来作法御雹最为灵验。
楚君所贡纳给周室的方物，除了桃弧棘矢，还有苞茅。苞茅是一种草本植物，特点是“一茅三脊”，号为“灵茅”。这种茅草似乎微不足道，在先秦却是人与神交通所常用的。
苞茅的第一个用途是做神的坐垫。如《史记·封禅书》记管仲说“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这“藉”在就是神的坐垫。
苞茅的第二个用途是缩酒以敬神：当时的酒是有点浑浊的，须经过滤，变得清亮了，方可敬神，以示尊崇。缩，义同过滤。过滤的程序等于模拟神在饮酒。缩酒的“缩”字，本作“莤”。《说文解字》释“莤”字云“礼祭束茅加子裸圭，而灌鬯酒，是为蕾，象神歆之也。”裸圭是王者所用的一种酒器，以圭为柄，如盘而有流。
鬯酒是一种香酒，祭神最合适。把成束的苞茅放在裸圭上，让鬯酒渗过苞茅滴入裸圭中，就表明神饮了香酒。“莤”字，上有草，下有酒，恰是缩酒仪式的写照。《国语·晋语》记周成王在岐山之阳与诸侯会盟，楚君在场“置茅蕴”。”
鄂西直到现代仍有缩酒之祭，知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在地上先铺一层茅草，在茅草上加铺一层沙子，倒酒，让酒经沙子和茅草过滤,流在地上,就算“象神歆之”了。第二种办法是在桌上放一件容器,在容器上竖放几束茅草，倒酒，让酒经茅草过滤，流进容器，也算“象神歆之”了。比较起来，第二种办法更有古意，与韦昭所云“束茅而立之”是相符的。此等缩酒仪式与周王的缩酒仪式，恰如山野之鄙陋与庙堂之壮丽，不可同日而语。但缩酒的祭法逾三千年而不绝如缕，则令人讶异。楚俗源远流长，这也是一例。
苞茅的第三个用途是望祭。所谓望祭，就是祭名山大川。在岐阳之会上,楚君除“置茅菇”外，还要“设望表”。韦昭注曰：“望表，谓望祭山川，立木以为表，表其位也。”望表虽是木制的，望祭却还得用茅草。《周礼·春官篇》记：“男巫掌望祀，望衔授号，旁招以茅……”这茅也应是被认为有特异性能的苞茅。
苞茅的第四个用途是做宗庙和王宫的门檐。《韩非子·外储说》记楚庄王有“茅门之法”，不准诸色人等——连同大夫和公子在内——在入朝时驱车及于茅门詹下，以示“敬宗庙，尊社稷”。
苞茅的第五个用途是代表宗庙和社稷。如《史记·宋微子世家》记“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这是一个活灵活现的投降仪式：微子肉袒面缚表示服罪，持祭器表示甘愿绝祀，牵羊表示犒劳周师，把茅表示献出宗庙和社稷，膝行表示谦卑，这茅，既然代表宗庙和社稷，应即茅门所苫和望祭所招的苞茅。
总之，苞茅之为物也虽细，其为用也则不可谓不大。
上文说熊绎为周王当差，指的是他要“守燎”。守燎别称“监燎”，是点燃和看守燎祭的火堆。参与岐阳之会的楚君应即熊绎，他又要“置茅莼”，又要“设望表”，还要“与鲜卑守燎”，因而未能参加歃血为盟的典礼。胜任守燎这项职事的，除了楚人，还有微国的君长。
从熊绎到熊渠，五代六君，历时约一个半世纪，楚人惨淡经营，境况大为改善。当熊渠在位时，显示了转弱为强的势头。先前的五位楚君，除熊绎外，其余四位在文献中似乎乏善可陈，徒见名姓而已。
其实，他们对内致力于建设楚人的家园，对外实行审慎的睦邻政策，而成效见于熊渠之世。其中的一位，熊胜或者熊杨，因曾从周穆王伐徐，大开眼界，而且获得了较多的铜源。随着人口的增殖，国力的增进，楚君按捺不住掠夺和征服的欲望，而变雌为雄，转守为攻了。在楚国走向振兴的道路上。熊渠和他的臣民树立了第一块震烁江汉的里程碑。
西周时期楚国周围的国家
西周早期，楚国的周围有若于小国。正南有权国，公族为子姓，是商代中期以后南迁的殷人，故址在今当阳县东南，与楚相距约150公里。东南有罗国，公族为熊姓，故址在今蛮河中游南，居南漳、宜城两县之间，与楚相距约40公里。东北有卢国，公族为妫姓，臣民多戎人，故址在今南漳县境，蛮河中游北，与楚相距不足40公里。
在罗和卢的东面，今蛮河下游北，有一个鄢国，族姓不详，在卢的东北，有一个邓国，公族为曼姓，境跨汉水两岸，而都于今襄樊市北郊。西北有一个谷国，族姓也不详，故址在今谷城县，跨汉水支流南河两岸，而都于汉水南、南河北，与楚相距不下100公里。在谷国的西面，约三倍于谷楚之间的距离，有一个庸国，族属是濮人，故址在今汉水支流堵河上游，竹山县东南。在庸国的西北，有一个巴国，公族为姬姓，臣民为巴人，故址在今陕南汉水上游的东段。
庸国北、巴国东有一个麇国，故址在今陕西白河县。此国即《尚书·牧誓篇》和周原甲骨所记的“微”国。“麋”与“微”音近，可通假“糜”或作“糜”，二字形似，易误用。
麋国的东面有一个绞国，是比麇国更小的庶姓小国。绞国西南是庸国，东南是谷国，三者略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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