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元里，广州城北一个小地方，估计是中国近代史上知名度最高的村子。因为历史教科书向一代代人讲述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我们都会条件反射地将它与“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一次胜利”划上等号。
爱国主义的宣传和教育是必须的。前提是，这种宣传和教育必须基于史实基础。如果事实本身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光凭感情的孱入与拔高固然可以赋予其煽动性，但是，这已经失去了历史最基本的求真功能，跟神话没什么区别。
最爱君因此觉得，有必要重新讲述一下历史上真实的“三元里大捷”。
1
1841年5月，广州城外。英国的舰队停泊在水面，等待清朝在和战之间作出最后的选择。
这是鸦片战争的第二个年头。道光皇帝是个典型的选择综合症患者，时而主战，时而主和。他对英军的实力全然没有概念，每一次战与和的最高指令，都要基于一线官员或真或假的战报，综合研判后下达。
主和的琦善此时已被撤换，广州来了主战的奕山。奕山调兵遣将，将广州城的守备军力（包括乡勇）充实到了8万人。他在等待一次辉煌的胜利。
21日晚间，奕山密令炮船偷袭英军舰队。此后几天，清军的水上力量遭到了英军的狂殴痛扁。
这场水战之后，中英双方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广州方面认为，夷人水上功夫了得，但如果登陆，在岸上打一仗，清军是有实力教训他们的；英国人也认为，光靠水上的胜利是不够的，是时候登陆广州城了。
于是，新到任英军司令卧乌古的一支部队在广州城北边登陆，结果，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占领了城北门外高地上的五座要塞。广州城，顷刻间暴露在这群印度及英国士兵的射程之内。
27日早晨，正要下令攻打广州城门之时，卧乌古接到了英军全权代表义律的信。信中说，广州知府余保纯已同意支付600万元赎城费，并保证奕山及调入广州的军队六天内撤离。作为回报，义律答应不破坏广州城，卧乌古应停止进攻。
卧乌古的五千人部队原计划登陆后一两天内即可攻占广州。但义律和余保纯进行的停战谈判，令这支部队无所事事地驻守在了城北高地。
19世纪的殖民战争实行“以战养战”的后勤政策。吃喝拉撒，成了问题。
28日，部分英军不受控制，开始下山侵占北郊最好的民房，抢劫村民的粮食牲口，挖掘奇异的墓葬，甚至发展到奸淫当地妇女。
历史教科书上引以为傲的三元里民众抗英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一背景之下。广州城被保全下来的同时，三元里一带的村庄遭到了侵扰。
激烈的情绪迅速扩散，整个三元里很快躁动起来。
2
革命史学家认为，三元里事件起因于三元里民众爱国情绪的高涨以及对侵略者的憎恨和反抗。
典型代表是老一辈史学家陈锡祺教授，他在相关论文中指出：“广东人民激于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憎恨，勇敢无畏地走上斗争的最前线，高举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大旗，沉重地打击了野蛮、凶残和贪婪的侵略者。”
类似的经典表述很多，成为教科书讲述三元里事件的史学支撑。问题是，三元里民众受得起这顶大帽子吗？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辨析两个关键点：第一，广东人民（包括三元里民众）憎恨侵略者吗？为什么憎恨他们？是不是因为爱国热情？第二，三元里事件是否沉重打击了侵略者？到底打赢了没有？如果赢了，赢了多少？
先说第一关键点。
可以肯定地说，当时，中国人还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盛行的是忠义观和夷夏之防。
忠义观，即对皇帝的效忠，只有受过传统教育，以及借此走上仕途的读书人才有这种观念。普罗大众，尤其是擅长外贸的沿海民众，对远在帝都的皇权，及其所代表的帝国，并无多大的认同度。
夷夏之防的观念则更有意思。对民众来说，英国人当然是“夷”，但是，当时统治中国的满洲人，长期以来在汉人的心目中也是“夷”，不能代表正统。都是“夷”，效忠哪个都不算效忠。
总之，爱国的观念，是后来的史学家强行安装在三元里民众脑袋里的。
真实的历史是，鸦片战争期间，包括三元里在内的广州大批民众自动充当了英国军队后援，或背送弹药，或刺探情报，或引路参与作战等。根据清朝的官方资料，仅三元里一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这个庞大的群体在当时被称为“汉奸”。
林则徐在各种场合痛骂汉奸，说这些汉奸有的穿着官兵的衣服，有的穿着洋人的衣服，既为英军作带路党，还帮助英军打清军。
1841年2月，琦善在连吃败仗的情况下，上书道光皇帝哭诉，广东已不堪作战，原因就在于民众除了做汉奸之外，还都被英军的小恩小惠诱惑收买，以助敌势。
你们看，不管是满族官员还是汉人官员，都使用了“汉奸”这个词。说“汉奸”，而不说“清奸”什么的，强调的是汉人中的奸细，而不是大清帝国的奸细，很明显带有种族区隔意识。这反过来也说明了，满清政权对一般汉人的敌视，以及一般汉人对满清政权的漠视。
插句题外话：由于满汉的区隔一直未能完全消弭，几十年后，当章炳麟、孙中山以汉族主义相号召，很快就将社会的反满情绪调动起来，三下五除二，瞬间把满清政权颠覆掉了。
鸦片战争时期，民众不受雇于清廷，没有理由为清廷卖力。在他们眼中，没有忠义，只有利益。谁给钱，谁对咱们好，就给谁干活。
与清廷对民众的漠视/敌视相比，英军在发动鸦片战争之前，已经做了相对充分的情报工作，知道中国东南沿海的民众爱做贸易，不爱鞑靼统治者。所以，要求在战争中“尽量少与人民作对”。
义律用中文四处张贴布告，强调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的朝廷，不是中国的民众。这些布告还暗示，满清调入广东的军队才是民众的祸害，想想你们经受的抢劫和掠夺，是不是这样？他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保护者”。
果然，广州的民众都是很现实的。在两军对战的时候，他们隔河观看，态度中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