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请就位》第一期上，尔冬升批评了陈宥维的表演，质问他，“你够梁朝伟帅吗？”这成就了这个节目的第一个名场面，尔冬升所谓严厉的人设也就此立住了。
但尔导这个问法本身就透露着一种荒诞感。梁朝伟再过一年半就 60 岁了，今年刚接了一个手游代言，广告近期在微博疯狂投放，开头基本复刻了成龙十五年前洗发水广告的台词：“基本上，我不接游戏代言的。但这一次，例外”。
接手游广告当然不可耻，但在当今娱乐工业中，大概只有当一个明星艺人的品牌势能累积已经基本见顶了，才会“下海”代言手游，比如上一代香港明星渣渣辉、陈小春和这两年的高晓松。仍然在高速成长期的艺人多少会介意代言游戏本身的对自己品牌调性的损耗，也就是王者荣耀这种国民游戏才能拿下五大顶流为自己代言。
尔冬升和今天中国的娱乐工业中心的脱节由此可见一斑：在2020年的今天，尔冬升脑子里第一时间能想到的、娱乐工业中最能代言“帅”这个字的明星，还是梁朝伟，这个年近花甲、开始代言手游，属于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时代的符号艺人。
但天已经变了又变。今天中国的娱乐工业中心和香港几乎没有关系了。
这实际上，注定了尔冬升和郭敬明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只是上周末播出的那期节目中，他和郭敬明所代表的两种体系之间的脱节和断层，终于来了一次积压已久的碰撞。
场景看起来是一个发生在个体和个体之间的小误会：郭敬明私下向尔冬升求情，说尔导手下留情，回头又在节目中批评起了尔冬升组，惹得尔冬升情绪失控、暴怒立场；郭敬明，一个几十亿票房大导，不知怎的被尔冬升的言辞击中了，低头哭泣，“尔导我不是这个意思”；赵薇试图打圆场失败，大鹏想让德高望重的陈凯歌出来主持公道，结果陈凯歌一言不发。最后尔冬升返场，走到郭敬明身边，“敬明”，伸出了手，握手言和，误会消除，团圆结局。
看起来是郭敬明“不讲武德”，出尔反尔。我们当然可以这么理解，这也令郭敬明的“投机小人”叙事也更加丰满完整了。但我倒觉得郭敬明可能只是随口一说。
所谓的“手下留情”，听起来很像是今天一种常见的社交辞令，一种对比自己更有权威的人的奉承。这可能是郭敬明在他的工作环境最常用的话术套装——要知道内地娱乐行业会把每一个人称呼为老师，比如“灯光老师”、“场记老师”。
但在香港电影工业中成长的尔冬升当真了，出于某种尊重契约精神的肌肉记忆，他把郭敬明那句近似于玩笑的话理解成了一种严肃的君子协定、和平信号。于是当郭敬明没有遵守这个“协定”时，尔冬升怒不可遏，几近失态，“多少人叫我开炮对你，我有冲着你吗刚刚？”
在离场十分钟后，尔冬升回来了，在后期采访里，他把这次冲突归结为自己的情绪管理问题。这一句轻描淡写的、偏向个人的解释，似乎一定程度上掩盖掉了他和郭敬明两位导演之间这场冲突背后更本质的一些东西，关于体系、地域与代际问题的本质对立。
尔冬升和郭敬明之间的冲突，实际不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问题，而是香港那已经写入历史课本的、曾经极度辉煌高效的电影工业体系，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迅速野蛮生长起来的、以内地为中心的、高度资本化的娱乐工业体系之间，所不可避免的冲突和矛盾。
虽然在内地名气不如其他几位同辈的香港导演大，但把尔冬升看作香港电影某种意义上的“代表”，其实是相当适合的。
他57年生人，家里几代人从事电影相关，他40岁前演戏、40岁后拍戏，赶上了新浪潮，大半辈子给了香港电影，从2015年开始一直担任香港电影金像奖的主席，在2016年金像奖那尴尬危险的时刻坚定地站在台上告诉电影人“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在他创作力最旺盛的年代，香港电影承担着同时向中国人和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使命，是中国文化向外输出最重要的载体。
影响塑造尔冬升的那套香港电影工业的体系，也在 CEPA 签署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是刚刚起步的内地电影工业最重要的滋养。
徐克的老婆施南生回忆过，当年他们去上海聊《黄飞鸿》的发行，面对刚刚从国营转向市场化的电影发行方，他们几乎是手把手教他们怎么买卖拷贝、怎么跟院线分账。“你说我们香港电影人为大陆电影做了什么？我觉得很多，包括制作的制度、预算、流程把控、还有很多技术上的东西。头20年，我觉得香港人做了很多。”
只是这些事，伴随着香港电影的衰落和内地电影市场的狂飙突进，被很多人遗忘了。资本、流量和商业成功成为了这个舞台和很多其他舞台上的主流叙事。
而和尔冬升一起坐在评委席的郭敬明，恰恰就是国内娱乐行业高度资本化那些年——如果框定在2009年华谊上市到2018年影视行业大地震之间的话，刚好十年——受益最大的一批人之一。这个“之一”甚至可以不用加。
在郭敬明开始拍电影的那几年，中国电影票房从170亿增长到了440亿。没有受过科班电影教育、从一个青春文学作家起步的郭敬明，变魔术一样端出来一个票房过20亿的《小时代》系列。
在当时这还被舆论普遍视为“高票房烂片”，今天在节目中这些年轻艺人嘴里“小时代”变成了“经典”、“梦想中要演的角色”。《爵迹2》因为演员个人问题无法公映，也有大视频平台来接手；而大制作新片《晴雅集》马上就要上映。这个人坚定不移地、持续地投市场所好，以至于他在节目中拍了一个性转版的《画皮》——背景是这两年娱乐市场对男男CP、耽美元素的狂热追捧。
郭敬明在点评的时候说，“当然可能我受的训练体系不一样”，尔冬升反问了一句，“不是那你那个表演体系，你学的是什么体系”。郭敬明当然答不出来。一定要说的话，他也是有体系的，但这个体系的基础不是任何一个表演或者电影学派，它的基础是一个畸形的、高度资本化的影视娱乐市场，以及其所滋生的一系列不那么符合健康市场规律的“玩法”。
但这套玩法偏偏就是那么奏效。
尔冬升疫情期间在家里待了8个月，除了忙活了下金像奖的线上颁奖，几乎没什么工作。期间他和几个监制朋友一起上了媒体的访谈节目，聊到香港电影现在断代到什么程度的。《杀破狼2》的导演郑保瑞说了一个故事，说之前有个新入行的导演问他，想拍一场撞到头的戏，不知道应该怎么拍，是不是真的要去狠狠地撞头？
郑保瑞非常吃惊，“现在香港的新导演，是真的完全没有接触过一点动作戏”。
在香港电影荣光的时代，每个礼拜都有新的电影开工。动作片、警匪片、飞车片，应有尽有。新入行的人在片场里耳濡目染，不管是导演摄像还是其他技术工种，有大量的机会学习到各种各样扎实的电影技巧。但今天香港一年开不了几部片子，没有陆资的纯港片预算非常之低，一二百万港币，根本没有动作戏、大场面的操作空间。久而久之，新一代年轻的香港电影人，连最基本的动作戏都不会拍。
尔冬升今年在一次访谈中还提到过，去年金像奖符合条件的参选影片就四十多部，今年遇到疫情，更为严峻，“我跟董事局说过，如果明年我们不够20部电影，怎么办？”
这就是金像奖和香港电影现在的状况：彻底的难以为继。
在《演员请就位》媒体见面会的那天，有记者问尔冬升你为什么来参加节目录制，尔冬升就像节目里一样直接，说我知道你想听我说我是为了钱，但他接起话头，讲起了当年香港 TVB 培养演员的模式和香港影视工业多年沉淀下来的经验。我相信在这个金像奖评委会主席的内心深处，的确有着代表香港电影人的某种责任的。
代入这个层面，我们实际上就更能理解尔冬升在这个节目上展现出的“攻击性”了。
今天香港电影在规模、品质、影响力上，都已经完全无法和内地电影工业相提并论了。尔冬升像是带着“争一口气”的心态，只身闯到内地娱乐世界里，要在以郭敬明为代表的这些踩着时代红利崛起的影视力量们面前，好好展示一下香港电影、香港电影人的底蕴和精气神。
他骂今天偶像明星业务不精、靠脸吃饭，背后是一代代业务能力出色、爱业敬业的香港演艺人员；他骂今天粉丝道德绑架偶像，背后是那个演艺行业和受众的关系正常，刘青云可以上街买菜、周润发经常搭地铁被撞见的温情香港；他骂郭敬明出尔反尔，背后是那代没有踏上21世纪的资本高速路，但仍然兢业规矩、言出必行的那些香港电影人。
他把今天娱乐生态中大家都看在眼里但视而不见的畸形现状一一戳破。事实上他是在告诉我们，没错香港电影被历史抛下了，但那个体系中的许多东西，依然还存在着，依然很有价值。
而在跟郭敬明起了冲突后，节目组采访他，尔冬升说自己选择的表达方式不对，“我的情绪管理是有问题的”。在以一副勇者姿态戳破了很多东西之后，尔冬升将问题又揽回到自己的“情绪管理问题”上打圆场，多少令人感到有点无奈。
在尔冬升和郭敬明起冲突的这一期里，还有一个值得玩味的角色：一言不发的陈凯歌。陈凯歌是更早的一批在世界上崭露头角的中国电影人，早早就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他所代表的第五代导演也开创了内地电影的大片时代。但在内地电影市场火热的这些年，他们并没有真正获得多少商业上的认可。
想象一下，一直在 cue 陈凯歌打圆场的主持人大鹏，处女作《煎饼侠》是一部票房十亿的电影，是陈凯歌最高票房的《妖猫传》的两倍。
但在这个节目上，陈凯歌并没有展现出像尔冬升那样，对今天种种娱乐生态怪状的不理解和不接受。相反，他和郭敬明以“小凯、四哥”互相称呼，他对年轻的偶像演员总是鼓励多于批评。他展现出一种近似于“看不破说破”的沉默，在尔冬升和郭敬明的冲突爆发之后，来了一句“我就不说了，咱们该说的话，其实大家都说了”。
在国内影视行业资本化年头中获得巨大商业成功的青年郭敬明“不讲武德”，代表着落寞香港电影的尔冬升“愤愤不平”，坐在荣誉高峰上的上一代权威陈凯歌“悠然自在”，看起来在场唯一有着较强共情能力的赵薇努力地“居间调停”。每个导师似乎都代表着电影工业乃至整个社会中某一个面向的人群。
节目组这四个嘉宾请得还真是，很有代表性。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