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带大家一下度田事件，希望大家喜欢。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由于全国的耕地面积自行申报多不据实并且户口、年龄都有增减，所以光武帝下诏，命各州郡进行核查，以此举来减少过分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 早在汉武帝时，土地兼并现象就已经相当严重，哀、平之世更加突出。王莽曾经推行“王田法”，企图通过国家的权力，让大地主、大商人拿出一部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以缓和因土地兼并而造成的社会矛盾。但是由于大官僚、大地主的破坏，王莽的土地政策失败，不久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相继爆发。土地问题是引起农民起义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 农民起义的目的是推翻地主阶级统治，夺回被地主兼并的土地，结果王莽的腐朽统治被推翻了，但是大地主的经济势力
并没有从根本上受到削弱，农民也没有获得土地。大商人、地主看到农民起义而组织武装，保卫自己的财产。例如王郎起义爆发后，刘植便与他的弟弟刘喜、从兄刘歆，统率宗族宾客数千人，死守昌城（今河北丰南西北）。耿纯与从弟耿洭、耿宿、耿植，统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强占宋子（今河北赵县东北）县城。有上千家的避难人投靠刘秀的舅舅樊宏，因为他联合宗族亲属挖堑筑垒以自守。以光复汉朝为目标的刘秀知道这些地方武装与自己是同路人，而这些地主武装也很愿意依附刘秀以做靠山。他们纷纷参加刘秀集团，追随他征战。刘植、耿纯带上自己的武装在河北加入刘秀集团；在陕西，王丹率领宗族献二千斛小麦给刘秀做军粮，邓禹便委任王丹做地方官吏。
可见此时的大地主并不是像秦末地主那样被“扫地出门，逃避山林，他们以自己的武装保住了自己的土地财产。豪强地方势力在农民起义失败后进一步 膨胀为统治农村的政治势力。 刘秀是西汉宗室、南阳豪强地主。他的姐夫邓晨、妹夫李通都出身于官宦世家。其外祖父樊重是名震南阳的豪强，为东汉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东汉政权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对豪强地主采取极其优待的政策，在政治上选拔他们为官，在经济上保护他们的利益。地方官僚兼并土地的现象极为突出，如马援以屯田为名，霸占上林苑中大片土地；吴汉的妻子在吴汉率军外征时在后方购置田产。那些皇亲国戚更不甘落后，个个都是田连阡陌、奴婢成群的大地主。
光武帝作为豪强地主的政治代表，不想触动维护大地主利益的土地所有制；由于吸取了王莽改制失败的教训，他也不敢触及豪强地主的土地财产。但是财政收入的不足，迫使他不得不触动这个最为敏感的问题。王莽末年的战乱中，有的地主丧命，土地所有权转归他人，有的人因之获得了人身解放，也有少量农民获得了小块土地因此，东汉政府为了征收租税赋役，要把土地占有与人口情况进行登记另外，豪强地主为逃避赋税，往往隐瞒自己的土地数量和人力数量，严重削减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了加强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刘秀决心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光武帝颁诏，下令各州、郡官吏清查土地、户口，这就是“度田”。
光武帝下达诏令后，地方官吏没有完全照章办理，他们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截然不同。当时有些豪强地主拥有武装，地方官吏害怕他们，不敢详细清查；有些与地方官勾结的豪强让各官员帮助自己隐瞒田产和依附人口。当时的官吏很多都是豪强地主，他们不愿意如实丈量土地、清查人口，使本阶层的利益受损。对于农民，地方官吏不仅不放过他们的每一小块土地，就连房舍也算在内丈量，致使后来发生了农民骚乱。 多亏儿子刘庄提醒，光武帝才得知地方官吏的舞弊行为。度田开始后，各州郡派人到中央汇报情况。光武帝接见陈留郡派来的官吏，看见他手里拿着写着“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的木牍。光武帝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追问他，他不肯回答，却说这木牍是在路上拣来的，惹得光武帝大怒。
当时，刘庄才十二岁，时为东海公。刘庄提醒光武帝说:“这是他临走时郡守叮嘱他的话，让他参照别郡度田的数量向您报告。” 光武帝还没听懂，说:“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说河南、南阳不可问呢？”刘庄说:“近臣多在河南，贵戚则多在帝乡南阳，因此不能以其他郡的标准来衡量。”光武帝令武士们责问陈留吏，他不得不如实供述汇报作弊的情况。光武帝得知地方官吏舞弊，派使者前往调查取证，终于调查清楚了他们的舞弊行为。 光武帝决心以强制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度田，他首先以“度田不实”的罪名重罚舞弊的官吏，将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等十余人处死，然后重申严格核实田亩和人口，加紧度田。结果武装反抗事件在各地频频发生。
其中既有农民反抗地方官吏多丈田亩、多收租税的斗争，也有豪强地主反抗度田的斗争。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交织在一起，汇成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他们攻杀地方官吏，遇官兵前来镇压，便像鸟兽一样散开；一旦官兵离开，又聚集在一起。这些斗争以青、徐、幽、冀四州最为激烈，给东汉王朝以极大的震动。 面对这种混乱局面，光武帝不得不作出让步，他采取镇压与安抚两种手段，迁移捕到的叛乱首领，给他们土地房舍使其安居乐业，切断与原所在地的联系。光武帝同时发布命令，让参与武装反抗的人自相残杀，五人联手杀死一叛乱者，则此五人可以免罪；
地方行政长官因害怕叛乱而弃城逃跑者不加追究，考核官吏成绩的标准以捕获叛乱者人数的多少为依据，隐瞒藏匿叛乱者算犯罪。各级官吏加紧搜捕，叛乱逐渐平息。度田之事不了了之。 由于这次叛乱，光武帝再也不敢强制推行清查土地人口的政策，但他又不肯彻底放弃度田。清丈土地仍是各地方官的职责，度田舞弊的事仍经常发生，当然光武帝也不再像当初那样把他们杀头示众，只是给点处分而已。到明帝时，仍有官吏上书说地方官度田失实，说:“许多地方由于发生牛疫水旱而使垦田数量比以前减少了，可是官吏谎报政绩，想让度田之数比从前增加，没有种的土地，亦令农人交租。”度田在形式上虽已成为东汉朝廷定制，但它既没有达到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也没有真正解决豪强地主隐瞒土地、人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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