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汉字产生于3000多年前，流传至今经历了很多次演变。每个汉字的产生来源和结构，都有其历史的依据，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曾经有一句话，“凡解释一字，即是做一部文化史”。所以说，我们的每一个汉字都不是凭空而来，随意捏造的，而是有其很严肃的科学依据的，如果随意曲解，就是对我们的历史和文化的歪曲和亵渎。
现在有的人，打着心灵鸡汤的旗号，按照自己想当然的想法，随意地来解释汉字，比如下面这个字：
这种解释，当然是牵强附会，也有戏谑的味道，成年人可能理解其中的意思，但如果让小朋友看了，可能就会起到反作用，给他们以后在汉语方面的学习带来混乱，也不利于汉语的健康发展。其实不只我们现在人，有的古人也这样做，其中有一个人做的就比较过火，他按照自己的想法准备解释所有的汉字，甚至还专门出了一本书，他就是王安石，这本书的名字叫《字说》。
王安石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自不必多言，在宋朝的论坛上他也影响巨大。但他这边《字说》，却不怎么样，因为这完全都是根据他自己的理解得出来的，根本没有考虑汉字的发展演变，更没有依据比较经典的解释汉字的著作，如《说文解字》等。他的这本书错误百出，影响不大，甚至，为此还闹了不少的笑话。
比如，《字说》里的“裘者，可以衣被人，而人之所求也。”什么意思呢？王安石认为“裘”就是天冷时人要穿的皮衣，因为天冷人有穿衣服的需求。“裘”这个字，本来就是个形声字，上半部分地“求”，是这个字的声旁，表示这个字的读音；下半部分的”衣“，是这个字的义旁，表示这个字的意思。王安石却把”求“理解为需求，这是把形声字曲解为会意字了。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记载，有一次苏轼问王安石：“为什么波字左边一个三点水，右边一个皮？”王安石不假思索回答：“从水从皮，波者水之皮也！”苏东坡一听，顿时觉得非常荒唐可笑，便微微一笑这样就可以了，好像恍然大悟的一样说：“那‘坡’不就是土之皮，‘滑’字岂不成水之骨了？”这样一回答，王安石是顿觉脸上无光，哑口无言。
还有一次王安石写到“鲵”字，就对你好你好你好，苏轼说：“鲵者，从鱼从儿，合是鱼子；四马曰驷，天虫为蚕，古人制字，定非无义。（鲵字由鱼和儿组成，意思就是鱼的儿子，驷字由马和四组成，意思就是四匹马，蚕就是天上的虫。）
苏轼就趁机问到：“鸠字九鸟，可知有故？”（鸠字由“九”和“鸟”组成，你可知道为什么？）
王安石不解：”那一说说看。“
苏轼就说：”《毛诗》云：‘鸣鸠在桑，其子七兮。’连娘带爷，共是九个。” （《诗经》中有一句诗“鸣鸠在桑，其子七兮”，鸟爸鸟妈加上七个儿子，不正好九个吗？）
一个回答又把王安石怼得下不了台。苏轼也是年轻气盛，加上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在王安石掌权变法期间，他也屡次被贬，甚至差点丢了性命。
汉字是门科学族，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珍贵遗产，承载着华夏的文明和文化，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加以研究并发扬光大，我们要培养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要避免生拉硬套，违背常识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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