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深圳微时光
去年年底，吴丽婷（化名）终于和自己一度接近“断亲”的母亲和解了。
矛盾的原点，不在买房买车、结婚生子这些世俗意义的大事，而在月经这个再正常不过的女性生理现象上。
生理教育的缺乏、校园的霸凌、母亲的沉默和不作为……“月经羞耻”这四个字，伴随了晓慧20多年，同时也让她和母亲之间，产生了难以逾越的隔阂。
庆幸的是，丽婷对母亲的“恨意”，随着她来深圳工作、组建家庭并生下女儿，迎来了转机。
这对出生小镇的母女，终于分别在41岁和63岁，打破了因“月经羞耻”造成的长达27年的僵局，达成了和解。
以下，是吴丽婷的自述。
壹
噩梦和隔阂的开端
月经对于女性来说，是身体成熟的标志，但对于我来说，却是青春期噩梦的开始。
14岁那年，我在上课时突然感觉到下体有点湿湿的，身体不对劲。下课铃声响起后，我打算去厕所看看，起身后猛然发现板凳上有血迹。当下脑子一片空白，当年我们那个十八线小县城，根本没有生理卫生课，也没人为女孩子提前科普月经是什么。
男性班主任闻讯赶来，点名让我跟他走。在那个炎热的夏天里，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我起立，面红耳赤地走出了教室，裤子上是一抹散发着血腥味的殷红，没有一个人帮助甚至提醒我进行遮挡。这是我第一次月经，也是我第一次对月经产生厌恶。
就这样，我带着一裤子的血迹，一路受着指指点点，哭着回了家。然而，母亲在外忙农活，并不在。起初，我以为只是哪里破了流血，尝试用纸巾擦了好几遍，却依然不见好转。面对空无一人的家，惊慌、迷茫、恐惧奔涌而来。
没想到的是，更让人绝望的时刻，还在后头。
晚上吃饭时，我本想问清楚爸妈这是怎么回事，结果“今天我裤子上很多血”这句话刚说出口，父亲一句“畜生，你说什么东西？”，母亲一句“你还知不知道廉耻”，让我彻底闭上了嘴。
晚饭后，母亲从邻居姐姐那里借来了一片卫生巾，扔给了我后就像“见鬼了似的”跑了，没有一句说明，更没有一句安慰的话语。后来，还是邻居姐姐告诉我，“你是来‘那个’了”。在邻居姐姐红透的脸上，我才懂了这就是从小母亲说的“那几天”。
那片卫生巾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它包装很简陋，表面很粗糙，看起来不太干净，也没有“护翼（防止卫生巾移动）”，可以说，这只是一片带胶的“纱布”。但在1997年的县城里，这种3.9元5片的卫生巾已经是奢侈品了。
说来也好笑，直到到深圳工作后，一位女同事带我去逛超市，我才第一次知道，卫生巾是干净卫生厚实的，卫生巾原来还有那么多牌子，而且是可以陈列在货架上，而不是包裹在桌底麻袋里的。
当年读书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卫生巾“藏”在宿舍最角落的柜子抽屉里，“藏”在黑色塑料袋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口袋、袖子里。
第一次来月经的恐慌还没消退，第二天再去学校时我就被同学视作了“异类”，随之而来的还有长达一年的霸凌。这其中，还包括一些女同学。
他们会在我的椅子上涂红色的东西，把我买的散装卫生巾扔在我的水杯里。男生会故意扯我的“小背心”带子，偶尔路过会揪我的头发，还附上一句“哟今天没‘发病’啊？”。女生开始抱团孤立我，仿佛我身上有什么脏东西似的，甚至会有恶劣的女同学隔三岔五把我堵在厕所里，扇我耳光、脱我裤子、用洗拖把水浇在我身上。
那段时间，即便我再也没有在学校弄脏过裤子，即便我小心翼翼藏得很好没被任何人发现，我还是觉得来月经是件无比丢脸的事情。
在霸凌和学业的双重压力下，我尝试跟母亲哭诉过，但母亲的沉默，让我没有了反抗的勇气，仿佛来月经就是女生该有的耻辱。每次提起，母亲表现出的嫌弃，也让我对母亲的“恨”，开始滋生萌芽。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和家，尤其是母亲的关系愈发疏离，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主动漠视和逃离。
高中寄宿时，哪怕寒暑假我都宁愿去打临工兼职。偶尔母亲来信告诉我家里情况，我也会当作没有收到。
后来到深圳打工后，我逐渐接触到了更多生理知识，明白了来月经并不“羞耻”，但与此同时，我也开始越来越“恨”母亲当年的沉默和不作为。
我会假装没钱，不给家里汇款。甚至在我结婚之前，都没有带丈夫回去见过家长。记得有一年，母亲有一年在田里摔了一跤，妹妹打来电话，让我回去看看，我直接拒绝了，“不就是摔跤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后来才知道母亲摔断了腿，在家里躺了一个月，但我依然没有回去看望的想法。
贰
自己淋过雨，想为女儿撑起伞
前几年得知90后会把来月经称作“姨妈”、“来M”、“亲戚”，但我们那个年代通常更隐晦一些，“那个”、“身体不舒服”才是月经的代名词。
即便结了婚，我也羞于直接跟丈夫说自己来月经了，还是说着“我身体不舒服”。甚至家里的卫生巾用完了，我宁愿在内裤上垫几张纸巾匆匆赶去楼下便利店，也不敢开口让丈夫去买。可以说，刚结婚的时候，哪怕只是让他帮我递一片卫生巾，我都会觉得极其难堪。
其实还在谈恋爱时，丈夫就觉察到了我对月经这件事的敏感程度超乎寻常，但他并没有多问，只是默默地给予了我足够的宽容和关心。慢慢地，我也就卸下了一些戒备，结婚前，我主动地和他说了原委，也讲了青春期的经历。
婚后，丈夫见我的“羞耻”不减，还曾和我说：“不就是来月经吗，身边的女性都会来月经，你并不怪异。我们是最亲密的人，月经是可以跟我说的，我也并不介意那些没用过的、用完的卫生巾。”
我一直都觉得遇到丈夫是我的幸运，是他把我从泥沼里一点点地拉出来，但促成我和月经羞耻以及母亲和解的，是我的女儿。
2010年，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她很粘人，3岁前，我上厕所都要蹲在门口守着那种。有一次经期，女儿因为好奇探了个头，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就大喊：“妈妈你怎么流血了？爸爸你快来妈妈流血了！”，当时，我大惊失色，同时也顿觉无地自容。
但这一刻，我竟然有些许理解了当年的母亲，明白了在月经羞耻陪伴了一辈子的心理状态下，还要去讲述关于月经种种的一切，有多么地难以启齿。
女儿5岁的时候，父亲因病离世，大学刚毕业的妹妹去了北京打工，无力接母亲过去照顾，即便再不情愿，只能由我来承担这份责任。
说来也巧，去接母亲的那天，我刚好在经期。我开始下意识地悄悄地检查裤子上有没有漏出来的血迹、包里的卫生巾有没有用小包装好。
其实，在这之前，一些潜意识里的行为，在丈夫关爱下，早已修正了不少。最明显的改变是，结婚6年来，家里的卫生巾被从压箱底的黑色塑料袋里拿了出来，直接摆在了洗手间触手可及的地方。
只是努力摆脱的“月经羞耻”，在母亲到来的那一刻起，再次朝我席卷而来，并以几何倍增大。
母亲到的第一周，洗手间的卫生巾又回到了房间衣柜的抽屉底层，去买卫生巾的时候，又让店员为其套上了黑色的塑料袋。
母亲到的第一个月，我跟丈夫没有了性生活，“我来月经了”又变回了“我身体不舒服”。
母亲在深圳生活的第一年，我家的饭桌上又开始不能讨论生理问题，连女儿问“妈妈，我是怎么生出来的”，我和丈夫也不能科普，否则我的母亲会说：怎么教育的，什么话都跟小孩子说，你们还要脸吗？
她把我扔在洗手间垃圾篓里，那些使用过的卫生巾比作“面包”，因为用完的卫生巾卷起来后，就很像蛋糕卷。
如果我忘记“藏”到普通纸巾的底下，她会很大声地在厕所喊：“丽婷，说你半辈子了，你的‘面包’用完要藏到最底下。”
一直到女儿7岁，事情才迎来了真正的转机。
随着接受新闻的渠道变多，小孩遭猥亵的社会新闻出现得愈发频繁，我也不得不面对女儿逐渐成长的身体、对两性愈发的好奇、和迈向生理成熟的心理变化。
我和丈夫共同决定，在女儿小学入学前，要更认真和系统地普及一些生理知识。丈夫突发奇想提议：“与其一辈子和母亲互相不理解，倒不如也趁此机会，让她一起参与外孙女的生理教育，也许会有改变呢？”
因为自己经历过月经羞耻、经历过第一次来月经的慌张、经历过不被理解的绝望，我答应了，却也犯了难。
生在90年代的我，即便已经成家，但依然没有上过系统的生理教育课。与两性相关的知识，都是靠日常的经验一点一点得到的，现在要给女儿“上课”，我不知道尺度该如何把握，更不知道该从何入手。
更难的是，在封建思想下活了一辈子的母亲，到底能不能接受这样直白的生理教育，我与她之间的隔阂，会不会也因此越来越大。
除了做好了“道阻且长”的准备，我也做好了和母亲不欢而散的准备。
叄
听到母亲的“对不起”，我哭了
当我告知母亲，我得为女儿做好生理教育，不希望她在“月经羞耻”里成长，不希望她遭受霸凌，或者被猥亵了也不敢跟父母说。
母亲毫不在意地说：“我们那代人都这么过来的，这本来就羞耻，再说了，你现在不也过得挺好。”
深知反驳无用，我只能告诉她：“我能走出阴影，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也离不开老公的鼓励和支持。卫生巾没被引进时，你们也把月经带晾晒在大院里，当时怎么不会觉得丢人呢？而我只是经历了正常的成长，跟你们提起时，却被骂不知廉耻，让我每一次来月经就觉得抬不起头做人，我不希望我的女儿经历这样奇怪的教育。”
万事开头难，我决定从一些小事做起。
我开始在卫生巾的垃圾篓上，专门贴上“卫生巾篓”的标签。在洗手间的收纳柜的第一层，也增加了一个标签，写着“卫生巾”。刚贴上时，母亲看到这些大剌剌的字眼，都不太敢直视。
“小河说他外婆告诉他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难道我也是吗？”女儿再次在饭桌上问自己是怎么出生时，我和孩子她爸会不顾母亲的埋怨，开始以科学的方式讲解，尊重和满足她对两性之间一切的好奇心。
每逢家里一起去超市购物，我们把卫生巾列成了和食物、药品、卫生纸一列的生活必需品。我和丈夫会蹲在货架前，给女儿讲不同牌子、不同尺寸的区别，让女儿自己像选喜欢的玩具一样挑选，从货架上拿下来递给外婆。在店员提出要拿黑色塑料袋包装时，还会和女儿一起大声地说不用，告知她这只是一件普通地生活用品而已。
拆开卫生巾，教女儿怎么使用这件事，以“我要做家务，丈夫要加班没有时间，麻烦您教一下”为借口，交给了母亲。母亲红着耳尖以极快的速度操作了一遍，结果女儿说了一句“外婆慢点没搞懂呢”，母亲不得不又慢慢地来了一遍。
关于月经等生理健康知识，丈夫找来了不少儿童科普视频，我们会专门挑母亲也在时和女儿一起观看。 刚开始，母亲会直接走回房间，后来逐渐地也参与了进来，并一起讨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种种小事的影响，母亲逐渐接受了月经是可以拿出来被讨论的，也是可以正视的。但我与母亲在“拒绝月经羞耻”上真正达成了一致，是因为“月经贫困”。（注：月经贫困，是指女性因为经济上负担不起或者认知上受落后观念影响，从而无法在经期得到足够的卫生用品。）
女儿上初中后，学校会有生理课，有一天她回家问我：“妈妈，原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上我们家这种卫生巾的吗？”
我突然想起了2015年回老家县城时的一个发现——20多元100片的散装卫生巾，依然是“小镇姑娘”们的主流选择。当时的我，已经可以自由选择各种进口牌子的卫生巾了。
我和女儿一起查阅了相关资料，有一篇报道提到，一位女性一生大概有2500多天的生理期，大约需要10000片卫生巾，如果是品牌卫生巾，以每个月30元计算，总共需要13500元。
在深圳，这笔钱也许只相当于白领一个月的收入，但中国至少有400万女性，因为这个看似简单的数字，被困在“月经贫困”里。
我知道母亲有加入一个援助组织，我们经常会将家里穿不上的旧衣服、旧鞋子寄去给山区小孩。于是我向母亲提议，为山区的小孩子捐一批品牌卫生巾，哪怕只有一箱也好，希望她们可以正视自己的生理需求。
原以为母亲会拒绝，以为她即便观念有所被同化，依然会觉得捐献卫生巾这种个人品物很有违纲常，没想到母亲却说：“我可以出一半的钱，跟你生活在一起的这几年才明白，讲述生理、月经知识的重要性，看到外孙女自信健康地成长，没有青春阴影，是美好的。是妈妈以前没了解你的需求，对不起你。”
那天，我哭了，我哭着说了一句“没关系”。
后来我回想那一幕，才意识到自己竟然没有委屈地嚎啕大哭。我想，也许我早就在和丈夫、母亲一起对女儿进行生理教育的过程中，同月经羞耻和解了，一并消解的，还有我对母亲的“恨”。
备注：文中人物为化名。
文丨大壮
发布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