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前550年，晋国卿大夫范宣子制定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明文法规——《范宣子刑书》，但因种种原因一直被深藏于密室。直到公元前513年，赵鞅、荀寅领兵在汝水筑城时，向百姓征收了一鼓（大约480斤）铁，将范宣子所著刑书铸于铁鼎之上，这就是著名的“晋铸刑鼎”，这虽然是受了郑国“子产铸刑鼎”的影响，但意义却大不一样。
《范宣子刑书》被铸于鼎上公布于众之后，引起当时社会各方的不满。孔子首先责难道：“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他认为晋国应该遵守唐叔虞传下来的法度，以作为百姓的准则，卿大夫们按照位次来维护它，百姓们才能尊重贵族，贵族们也因此可以守护他们的家业，贵贱差别没有错乱，这就是所谓法度。晋文公正是遵循了这个法度，才会在被庐制定法律以作盟主，现在铸造刑鼎公布于众，百姓皆能看到律法，贵贱没有次序，还怎么能治理国家？同时孔子还认为范宣子的刑书是在夷地检阅时制定的，是晋国的乱法，不可以当做律法来执行的。
晋国的史官蔡墨也气急败坏地诅咒道：“范氏、中行氏恐怕要灭亡了吧，擅自铸造刑鼎，以此为国家的法律，这便是法令的罪人，擅自改变晋文公制定的被庐之律已然是大罪，如果纠正错误，修养道德还可免于祸患。”
此二人是《范宣子刑书》公布之后反应最激烈之人，他们二人墨守“周公之礼”，从未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法律问题，头脑守旧，言不中肯，是实实在在的目光短浅之人。要知道，晋国向来是有着变革精神的诸侯国，从“叔虞封唐”开始，坚决执行着“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策，在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都充满着变革精神，就拿律法制度来说，在“晋铸刑鼎”之前的春秋二百多年间，就有五次律法的改革。
《范宣子刑书》之前晋国的五部法典
自从人类开始出现阶级之时，法律就随之出现，可以说法律就是巩固和强化阶级专政的工具。春秋时期由于诸侯纷争，社会动荡不安，各国统治者无不注重法律的制定和颁布，以适应形势变化。晋国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以及其执行了与其他诸侯国不同的治国方略，所以旧制度在晋国被破坏得最早、最多，传统的《周礼》已不足以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所以急需一种行为规范来约束其社会成员，因而法制思想也在这里较早的产生。
晋国第一部法典是“唐叔虞所受法度”。
虽然没有史籍记载“叔虞所受法度”具体内容如何，但从孔子抨击“晋铸刑鼎”时所说之言可以窥见部分内容：
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
从这句话中，我们起码能看出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则是唐叔虞所受法度应该是高低贵贱，层次必须分明。第二层意思是法律不必对百姓公示，贵族知道即可，这样可以更好地治理百姓。
再根据《左传·定公四年》祝佗回顾周初分封鲁、卫、唐的封建情况时称，唐叔虞是“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所以说在唐叔虞初临唐国时，《唐诰》是周王室赐给他受封建国的法典，这也是晋国的第一部法典。
第二部法典应该是晋文公所作的“被庐之法。”
从“曲沃代翼”到“骊姬之乱”，晋国经历了百年大动荡，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样的新形势下需要制定一部新的法典来稳定政局，安定人心。于是在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蒐（sōu）于被庐，“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确立了新的政治秩序，这是晋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变革。
关于“被庐之法”具体内容，已不可考，其基本精神，与《国语·晋语》所载晋文公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息息相关，因而这也成为晋国的第二部法典。
第三部法典应为“赵宣子之法”。
“被庐之法”行之不久，公元前621年，晋国蒐于夷，以狐射姑为元帅，后又改蒐于董，改任赵盾为元帅。赵盾上台后，对以前的法律进行了再次修订，成为晋国的常法，此即为“赵宣子之法”，这是晋国的第三部法典。
第四部法典为“范武子之法”。
“赵宣子之法”仅仅实行于赵盾执政始末，公元前601年，赵盾死去，两年后晋景公即位，他恶赵氏专横，连带着对“赵宣子之法”也有恶感，于是在公元前593年，使士会聘周。
士会归国后，按照《周礼》的精神，“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这便是“范武子之法”。晋景公废“赵宣子之法”而为“范武子之法”，其目的是为了崇公室而抑卿大夫，公元前583年的“下宫之役”诛杀赵氏，就是依据的这部法典，这就是说晋国的第四部法典。
第五部法典应该是“士渥浊朱范武子之法”，具体名字已不可考。
“范武子之法”实行后，晋公室不仅依靠该法诛灭了赵氏，还除掉了继赵氏而专晋政的郤氏“三卿五大夫”，直接导致栾书联合中行偃杀死了晋厉公。
晋悼公于公元前573年即位，“命士渥浊为太傅，修范武子之法”，对卿大夫们作出了一些让步，缓解了晋景公、晋厉公时代统治集团内部的紧张局势，在“范武子之法”基础上修订的新法就是晋国的第五部法典。
这五部法典突出的内容主要是统治百姓用到的刑罚，功能职责也主要是“威民”，依照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当时的刑罚种类主要有五大类。
第一类：大刑。包括了“甲兵之刑”、“斧钺之刑”等，如车裂、凌迟、杀头等。
第二类：中刑。包括了宫刑、刖（yuè）刑、劓（yì）刑、黥（qíng）刑等。
第三类：薄刑。包括了鞭笞、杖击等。
第四类：流放。如公元前586年晋大夫赵婴齐与侄媳通奸，被流放到齐国。
第五类：赎买。顾名思义就是犯了罪可以用钱与实物赎罪，以免刑罚，这个制度主要针对的是贵族，不具有普遍性。
《范宣子刑书》成为晋国的第六部法典，这部法典意义重大，为后来法家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公元前513年，赵鞅、荀寅铸造刑鼎，云“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该刑书的横空出世受到了臣民的一致认同，从具体制度来看，它也是“礼治”与“法治”合流后的产物，其具体内容如下。
制事典。即制定办事的章程和条例、守则等。
正法罪。即制定刑罚律令，与之前刑罚条款类似。
辟刑狱。即清理积案，使断狱案不得拖延，久而不决。
董逋逃。即对在逃的罪犯要迅速抓捕归案。
由质要。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证可考的将经济写入法律中，意为规定交易要用契约合同，财物出入往来要有账目以为凭证。
治旧洿。即把不合用的旧条文删除，以符合时代的发展，生产的进步。
求秩礼。即遵从等级制度，不准僭越。
续常职。即任用贤能为官，剔除昏晕官吏。
出滞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选拔人才之法写入到法律条文中。孔疏谓“贤能之人，沉滞田里间，拔出而官爵之”，与孔子的“举逸民”类似。
这九个方面，每类下又有若干细则编制成法典，故云：“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太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这样看来，该法令的实行颁布，类似今天的国家宪法。
成文法的公布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大变革，在“子产铸刑书”之前，法律是不公布的。夏商周时期便有禹刑、汤刑等三百多条款，然而这些都掌握在贵族手中，百姓无从得知，故而在大部分时候法律条款在案件审理中只能作参考，“虽依准旧条，而断有出入”就是最常见的表现。百姓由于无法得知律法条文，所以也不可能知道刑罚的轻重，这样就可以使民众“不测其深浅，常畏威而惮罪”，从而也就俯首帖耳，诚惶诚恐，这就是奴隶制社会中贵族统治的手段。
如果说在“范宣子刑书”之前，“法治”只是实现“礼治”的一种手段的话，那么在“范宣子刑书”之后，“法治”与“礼治”一样，真正成为社会普遍性的权威，背后的实质其实就是“道德”与“法律”的合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范宣子刑书”就是被晋国以强制手段固定下来的普遍道德！
结语
春秋时期的晋国奴隶暴动，国人参政，贵族腐败，上下凌替，各种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依附在宗法制下的“人治”已然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这就必然要求确立一种普遍性的规范来适应新的发展，这样的工作只能依靠国家来做。而当时的晋国作为传统的宗族国家，制定这种普遍性的规范为维护某一阶级，其结果必然是造成现有的“礼治”体系崩溃，“晋铸刑鼎”就是此时的产物，而其本质却是法律与道德的结合，“礼治”与“法治”的合流。
公开性的铸法于鼎，使市井小民随时得知“有所为也有所不为”，这样一来会大大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秩序安定。所以成文法的公布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它不仅是法制史上的一大变革，更是政治制度将要发生深刻变革的前兆。
参考资料：《晋国史》、《左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帝制时代的中国法》、《国语》、《孔子家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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