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子悦
编辑｜李固
五一前夕，惠英红的日程始终处于工作状态。
在与《新浪蜂鸟》见面的上午，她刚刚完成在新浪的扫楼，为自己参演的电影《水饺皇后》做宣传。
电影宣传、颁奖活动、进组......65岁的她，似乎永远在忙碌。
出道49年，5封影后，女演员的多数荣誉，都被她收入囊中。
但坐在《新浪蜂鸟》对面，她说人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湾仔乞讨的童年。
一个小时的交流中，她总共提过4次“快乐”和“幸福”，全都和童年相关。
“我最快乐的时间就是那十几年，因为我没压力......”
被称为“神”的演员
惠英红没想到，自己会在今年拿到华表奖优秀女演员。
这个奖杯，原本被她列为演员生涯的最后几个目标之一。
凭借电影《我爱你！》，惠英红成为首位提名并问鼎华表奖影后的香港女演员。
“这个奖，我等了四十年。”颁奖现场，惠英红双手紧握奖杯，哽咽地说。“我不会退休，会一直付出我的力量，直到你们不要我。”
这是惠英红第五次获封影后，其他还包括三次金像奖影后、一次金马奖影后。最近15年，惠英红几乎拿到了大部分国内影视的最高奖项。
2010年，凭借《心魔》中神经质母亲一角，惠英红时隔多年再获金像奖影后。28年前，她靠动作片《长辈》成为首位金像奖影后，迄今为止仍是唯一一位以动作片获奖的影后；
2014年，因惊悚片《僵尸》，惠英红拿下金像奖最佳女配角；
2017年，家庭片《幸运是我》让她第三次获封金像奖影后；
同年，悬疑片《血观音》引发热议，惠英红首夺金马奖影后，次年获得中国香港特区颁授的“铜紫荆星章”；
2020年，因为《铁探》，惠英红获得TVB“万千星辉颁奖典礼”的最佳女主角，完成了香港影视奖项全满贯......
接连拿奖，惠英红迎来了她的“正当红”：手握多部口碑良好的代表作品，《血观音》《僵尸》《幸运是我》的豆瓣评分都在8.0以上，大众对她最多的评价是“你永远都可以相信惠英红”；
好演技被导演认可，橄榄枝向她涌来，仅2023年就有5部电影上映、3部电视剧开播；
同行向她致以敬意，章子怡评价称：“惠英红是我特别尊重、特别欣赏、极其崇拜的一位女演员，她是一个‘神’”；
时尚杂志频繁发出邀约，她的身影出现在《时尚芭莎》《上城士》《新视线》等封面；
另外，她还两次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并活跃在多档演技类综艺中......
目前，在60+女演员的赛道，惠英红是极少数不仅能担任影视作品主角，还能同时活跃在综艺、时尚圈内的女演员。
可以说，至少在事业上，惠英红已经达到了65年人生中的高峰，但谈到最快乐的时光，她说：“我最幸福的时候，是从三岁到十来岁。”
荡秋千的女孩
街道一旁的建筑上挂满了五颜六色、大小不一的招牌，上面用中英文写着“蒸汽浴按摩”“酒吧”“图书公司”等。层叠分布的广告牌底下，两排老式汽车停在路边，行人穿行其间。
这是网传的一张1973年湾仔骆克道街景图，由美军水兵拍摄。越战期间，美军每逢休假就会来港，骆克道红灯区随之发展至鼎盛。
香港小说家潘国灵曾把湾仔精分出七张面孔，“骆克道一带的酒吧代表了声色的湾仔。”
惠英红就在这里长大，小时候，她每晚都要在同样的街道上行乞、叫卖。
1960年，惠英红出生在香港贫民区，祖籍山东。父亲出身大户人家，母亲是童养媳。一家人迁居香港时，随身携带着一箱箱金子，但之后父亲被人撺掇赌博。等她出生，家里只剩下了一箱毛线球。
惠英红3岁时，因为家里太穷，父母决定把大一点的孩子送到京剧学校。
也是在那一年，香港遇到超强台风“温黛”，家里木屋着火。政府给了她家一个店面做小生意，卖巧克力，由父亲管理，但从未赚过钱，之后倒闭。
没有了住处，一家人过海到湾仔铜锣湾，住在一栋大厦的楼梯底下。为了生存，惠英红的母亲经常带着孩子到酒楼拿剩菜，后来听别人说到湾仔卖东西赚钱，就带着孩子去。
“卖一些口香糖、扑克、筷子、还有一个‘噔’会响的塑胶小锤，其实基本上都是没用的东西。我记得口香糖卖一块钱，（成本）才一毛钱，可以赚10倍。”
这样的叫卖，实际是半乞讨。“他根本不要扑克牌，也不要口香糖，只是看到一个女孩那么小，身上的钱就......”惠英红边说边模仿掏钱的动作。
每晚六点到十点，包括惠英红在内的十几个孩子，会在街上走来走去，观察、挑选，然后上前抱着人家大腿，缠着对方买东西。
乞讨的对象大多是外国水兵，他们乘着大船或木筏到湾仔码头，下船走一条街就能到骆克道。
早期采访中，惠英红曾说过：“最好的就是美国的，美国的水兵最多，然后最不好的是英国的，他不喜欢他会打你，对，我们都会看嘛，然后有法国的，法国的就比较好一点，可是他们比较穷，美国的是最宽，然后对小孩是最好。所以就会分。”
街头的日子，让惠英红逐渐学会察言观色，得出了乞讨的窍门和经验。
她通常会选相熟吧女的客人，“人家可能不买，就掏出一块钱给你，拿了就走。”
或者是刚下船的水兵，“刚过来红灯区没多久的时候，其实他可能刚喝一两杯，那时候他是最清醒的，你找人（要钱）最方便。”
如果对方喝得很醉，惠英红基本就不会过去。“通常他醉呼呼，你还拉着他，就会被一巴掌甩开。”
但她也见过，喝醉的水兵把身上所有钱都给孩子，5块、10块、甚至100块。
“港币当时花不完，去到越南打仗也没用。你知道吗？他们的心态就是，我今天把钱换成港币，只有7天在这里，7天钱用不完就丢掉，因为去到那边我可能就‘砰’给打死了，能不能回来都不知道。”
虽然知道对方是在不清醒的状态下给100块，她也不会愧疚。“我们用自己的本事，我没骗他。”
她和妹妹开始通过乞讨挣钱后，家里从楼梯底搬到了楼上的板间房。
八九岁的时候，父母买了一台电视。“黑白的，屏幕很小、很厚，是我们那边第一户有电视的。”
从3岁开始，惠英红陆续在湾仔乞讨了十几年，她说那是她最快乐的十几年。
在十几个孩子中，惠英红是要钱最多，最快的那一个。
“苦是苦，每天在街上走来走去，又要看得很准，那个人到底能不能过去要，可能错了就要给打，打了不少，也骂了不少，也拿不到。但对于我来说，那时候还很快乐，因为我没压力，只是因为我太聪明了，我挑的人很准，每天赚的钱很多，所以每天也会耍耍小聪明。”
包括妹妹在内，其他孩子一般要走六七个小时才能收工，惠英红则一般是前三个小时冲、去找人要，卖的差不多比其他孩子都高一点之后，她就躲起来几个小时，去公园荡秋千。
那是惠英红最开心的放松时刻。她知道每天任务的定额，知道完成它就“够了”。
“我不能有安全感“
现在的惠英红很少有“秋千荡起”的时刻，整个2024年，她只零星“偷出”两个月休息。
“不是说给我整整两个月，就是中间2天没我的拍摄。或者刚拍完一个电影，下个电影开机前可能有一个礼拜去整理剧本，这也算休假。”
这是惠英红的主动选择，她无法享受不工作的日子。
“我一休息，所有东西都想得很慢，我有情绪病，几天没人电话联系我，我就害怕。在家不知道做什么，心很慌，我还要想很多办法去创造机会，还是想很多东西，也很累。”
她基本停不下来，近几年，惠英红开始画画，拍戏和出差总带着画具，但几乎每次都是原封不动地带回来。
因为工作，她去了全国80%的地方，但没有真正旅行过。
哪怕睡觉，她的嘴巴也绝不会放松张开。一旦松开，会立马再闭起来。
这样紧绷的习惯，始终伴随着惠英红走向娱乐圈的每一步。
长到13岁后，惠英红想离开骆克道，在姐姐的介绍下，去了海天夜总会跳中国舞。“我知道当时很多导演拍古装片，都是在这种夜总会里面挑。”
跳了九个月，领班始终让她蒙着头扮狮子，没有露脸的机会，惠英红决定去香港最大的美丽华夜总会。
在那里，她被选中代表香港去丹麦表演，每个月有1500元收入。跳到两年半的时候，惠英红被午马发掘，由此入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电影行业兴盛，一个女演员若想出头，按照当时通俗的说法，不是拍拳头就是拍床头，不是动作片就是风月片。
入行后，惠英红以500元/月的工资签约邵氏，很快成为了邵氏当家的武打明星。
“我脑筋转得快，生存能力强，拍电影第一部是女二，之后就是女一号。”惠英红的第一部女主戏《长辈》，让22岁的她站在了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颁奖台上。
同类型的作品纷沓而至，惠英红受的伤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红，每一部电影票房都是最高的。
即便如此，她也没有一刻能放下心来。
一次拍戏，惠英红得了阑尾炎，因为赶进度，又怕被换掉角色，她不敢请假，一直撑到“里面爆开”。医生打开腹腔，发现已恶化成腹膜炎，“全是脓液”，手术做了4个多小时才清理干净。
还有一次接到被人打四十多拳的剧本，一个男演员冲过来打她，打了几拳后，她冲出去吐，吐完走回来再被打。“我不能走，如果不熬过这一关，我就没机会了。我要成为明星，家里才能有好的生活。”
很早的时候，她就发现，香港市场有偏向艺术片的趋势。“哪怕票房最高，只要你是动作演员，别人都会觉得你是老粗，和艺术不沾边。”
她想过转型，但邵氏并不允许。“我很想去拍一些艺术片，只要故事好，都可以尝试，但是机会始终不是我的。”
随着香港电影新浪潮运动开展，动作片逐渐被市场抛弃。毫无征兆的，她从最红的演员位置跌下来，“停下来了，所有东西都停了。”
到惠英红30多岁时，机会完全没有了，找来的都是第三、第四主角，她全部拒绝。
惠英红患上了抑郁症，发病时一个多月无法出门，甚至尝试过自我了结。
“事后我第一感觉很后悔，我觉得自己是非常强的人，为什么会跑到这一步，这一步绝对不应该是我的决定。”
但这段“失去”的恐惧，一直潜藏在惠英红的心底。
“到现在我都很害怕。每一天都害怕，因为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存在感，我不愿意再做淘汰者，除非说我不玩了这个游戏，而不是游戏说你出去，你输了，不要。”
惠英红要确保自己一直留在“牌桌”上。
拍摄《我爱你！》一个多月，导演没对她说过什么，惠英红很焦虑，问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还是觉得她透明，怎么没跟她说话？导演说因为我不需要管你，她才放下心来。
业内知道，惠英红有时会为了支持新导演或自己喜爱的导演，宁可自降片酬。“我一个月每天都开工，一毛钱都赚不到也无所谓，因为我知道所有人都需要我。”
只要停下来一段时间，惠英红就会想自己好像是不是又要被淘汰了，该怎么办。
她也想过叫停，每年规划两个月休假，跟团队和家人去旅行。有几年都约好了，准备出发，但有个好项目找过来，两边一挑，她还是选择了机会。
“这个机会如果用在你的手上，你做得很好，就可以代替了我的位置。”
“所以我不能有安全感，我一定要有危机感，”惠英红说。
“丫鬟命，公主身”
不能被淘汰、不能掉下来的念头，惠英红说当了明星之后尤为明显。
“你在最上面的时候，你真的不想掉下来，中间你要做很多努力，希望能够保持住。”
而小时候，惠英红承认自己是最底层的人，她没有掉下来的忧虑，想要的东西也很简单，一点点钱或一小块美食，她总能相对轻松地得到。
听到大船靠岸或木筏发动机的声音，她就去开工，因为自己聪明又胆大，钱能很快挣来。
水兵来港一般是一个礼拜，天天见面有时会产生感情。有人离开之前会把所有港币都给她，甚至到她离开湾仔几年之后，还有人会寄钱、寄信给她。
和一些吧女混熟后，她们会叫自己的随宾客人去买一些薯条，或拿一杯可乐给惠英红。
“我想吃什么都可以，当时想吃一个叉烧饭或烧鹅饭，是很不容易的事，可是我每天都可以。”
《血观音》里，棠夫人有一句台词是“公主命，丫鬟身”，惠英红觉得现实中的自己正相反，“丫鬟命，公主身”。
“虽然是最底层的人，可是我享受的不是底层，我本身是一个很信佛的人，我觉得得到的东西真得很多。”
“我觉得（小时候）是最快乐的时间，可能你们觉得很苦，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很多人疼，很多人给一个小糖， 或者买一个可乐，给你一个汉堡或薯条，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一直向上走
但现在，惠英红想要的不再只有一杯可乐或一个汉堡。她承认自己在工作上很贪婪，总觉得应该追求更好。
“那么多奖项在身上，是一种满足感，观众喜欢啊、赞美啊、口碑啊，都是我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怎么会嫌多呢？”
今年生日，惠英红发微博说，65岁正是当打之年，自己会继续努力，珍惜每一次机会。
这也是她从谷底重新爬上来的经验。
“再出来的时候，我知道这是我的一个机会，如果这个机会我把握不好，可能我没有第二次机会，掉下来比现在更低了，”惠英红说。
抑郁症好转后，惠英红读了很多书，也慢慢开始见圈里的人。
她亲自敲开了TVB最高层的大门，对方原来也是邵氏的人，她想要一个机会。
“以前是从来不会开口说，我自己要抓什么机会那种，是从来不会，因为我不需要，然后你那个尊严也下不来，先拍一个试试看，那后来陆陆续续就有啊，电影也有啊。”
2001年，惠英红低调复出拍片，不再计较电影还是电视剧，也不再纠结角色大小。
“我再回来的时候很辛苦，很多人讲你闲话，他们越伤害我，我每次都会在心里面说别让我红，红了之后你就会看到另外一个我。”
10年后，50岁的惠英红再获金像奖影后。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吐了一口气。
“还没得到那个奖的时候，我是第六线。如果那个奖拿不到，可能会掉到第八线，我不能忍受，在第六的时候，我都要想办法怎样去表现自己往上跑。“
惠英红害怕掉落，也再不允许自己失去或浪费掉任何一次机会。
听说有一个好剧本，她会自己敲门拿大纲回来看，研究完之后，去安排一个和导演偶遇的机会，把角色抓回来。
见《血观音》的导演前，惠英红在脑中构想了棠夫人的打扮与妆容，穿着玫瑰色衬衫、贴身半裙、红色高跟鞋试镜，开口就是棠夫人的口吻：“你好，我是惠英红，把你的故事讲给我听听吧。”这番表现打动了主创团队。
“我试过很多遍，机会还是抓在自己手里。”
和同龄演员大多远离社交媒体不同，惠英红在微博上十分活跃，有时会转发网友为她写的故事，“真的想演，不开玩笑，求个本子”。
她说身体会病、会累，但不敢停下。“有那么一个好的剧本，为什么不落在他身上，落在我身上？我为什么不好好把握每一次给我的机会？我知道这个剧本能有机会去创作，我为什么不努力？要回馈和感恩，如果我说太累了，不拍了，或者拿些钱随便去拍了，机会就会跑掉。”
甚至，惠英红也不愿意放弃综艺递过来的机会，即便和电影相比，综艺会让她更累。
“综艺没有剧本，你要不停想很多东西，会见到很多不同的人，有很多突发的东西，你要看他们表演，还要正确地给出意见，还突然被其他人点名去表演，都要不停在动。”
综艺结束录制的第二天，她坐早上7点的飞机回了香港。没歇几天，就开始见导演，准备新戏。
“机会，只要你弄到，说实在的，没有一个是最好的，也没有一个是最不好的。”
惠英红觉得现在的自己是二线，还在往一线前进。但这个“一线”似乎没有既定的样子，更多是向上的希望。
“人不是十全十美，可是你有一个希望能够做到十全十美。你觉得我电影超好，我说ok了，为什么不这样？我不知道后面还有没有，我要给自己，我后面还有。”
惠英红曾用一盏蜡烛比喻自己的职业生涯，觉得近几年是最明亮的，也很稳定。这个火苗不可能永远保持，但应该不会熄灭。
她想要一直红，一直有机会，一直向上走。
“谁不迷恋永恒？只是谁能做得到而已。我一向都不希望，自己离世之后寂寂无名”。
被爱的童年
瞄准前方的间隙，惠英红也会向后回望。
接拍《水饺皇后》的契机，惠英红说自己曾真实遇到过像电影中“红姐”那样一位包租婆。
“我们住的板间房，那里就有一个包租婆，她以前的故事，和电影里包租婆一模一样，她也是一个吧女，存了一些钱，对我和弟妹都很好，有时候给个小糖果，或者给个苹果。”
惠英红不觉得自己在表演，那是她的故事。
电影里有这样一幕：包租婆抽着烟看电视，房间门半掩，露出一条缝，两个孩子趴在门口，透过烟雾津津有味地看动画片。
这处细节是惠英红特意设计的，“我就是当时那个小孩，每到一个固定节目的播出时间，包租婆会打开房门，让几个小孩或者其他人坐在门口看。所以拍摄时，我想着能不能用抽烟去做一些设计，想给小孩温暖，又不想直接表现出来。”
在她的印象里，小时候感受到的人情味有很多。
隔壁邻居中风，虽然惠英红家没什么钱，但还是会把所有钱凑起来给他治病。一条路上20多户家庭，每家都会凑几块、十几块帮忙；
过中秋节时，惠英红家里穷到没法开饭，父亲不知道从哪里鼓捣来一个小月饼，给几个孩子一人掰了一口；
“这些互相帮助的故事，一直在我心里。”
更深层次的，惠英红还记得被父母疼爱的细节。
她有被母亲保护的经历。小时候惠英红在湾仔卖东西，被警察抓了。母亲以为她永远要不回来了，就冲到警察局，和警察打架，还抢了人家的枪。
也有被父亲疼爱的经历，父亲知道孩子要补，每天起床都会烧开水，打一个蛋进去，舀一勺糖摇摇摇，当成早餐。
惠英红没法上学，父亲就每天带她去水塘水库，拿竹在泥上写字，教她认字、下棋。
住到公屋后，每天吃完晚饭，父母会带着惠英红和妹妹去附近的公园，父亲拉着母亲的手走在前面，姐妹俩走在后面。
小时候的惠英红被爱着，不必冲在最前面，也不用照顾任何人。
想当小猫的老虎
如今，坐在《新浪蜂鸟》面前，惠英红已经想不起来上一次被保护、被爱的经历。
“说实在的，没试过。现实生活我的命已经写在那个记录里，我是冲在最前面的，”惠英红说。
在家里，她是做决定的那个人。“妈妈很会保护，但不懂事情。爸爸很有学问，但他害怕。哥哥姐姐都送走了，拿主意的只有我。”
惠英红有时会自责没能对已逝的哥哥付出更多金钱、时间、安慰，“我妹妹就会骂，人生有人生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命，为什么老是把所有事情往自己身上揽。”
最近，惠英红最近想租辆房车去四川的民宿住一阵，带着兄弟姐妹、带着狗。“有一次我姐跟我说，下次有机会想去看看雪。她知道我经常满世界地跑，但她 70 岁了，却从来没见过雪，我就带她去延吉看了雪。”
“我爱他们，我希望他们都能够有安稳的生活，不要每天让我想我们之间的生活差距，我不愿意看到这种。”
当被问到有没有被爱的经历，惠英红马上说：“我爱他们就好了呀，我不需要他们爱我，我有本事去把他们都保护起来。”
她说自己不会强求别人的爱，需要真正被爱，不夹杂任何嫉妒。
“不一定我爱你，你一定要爱我。他们有本事去把我抱起来、保护我，当然是最好，可是他们做不到，我做这个，他们也很感恩。”
别人觉得惠英红像老虎，她说，“大家都不相信，其实我想当小猫。”
2023年春天，她和团队去青岛旅游，这样一幕被记录下来：海滩上，烟火飞升至夜空，“砰”地炸裂开来，惠英红边笑，边惊叫着躲在团队伙伴身后。
“太低了，打得我好害怕啊哈哈。”
这是她为数不多露出小猫一面的时刻。更多时候，惠英红都像老虎一样，一直站在最前方，守护着身后所有人。
“我没办法当小猫，当小猫自己也会吃不饱。我是迫不得已，我必须要硬骨头。”惠英红指了指自己的肩膀，头仰得高高的。
52年前，13岁的惠英红同样仰着头，外面套着厚厚的小狮子头套。她拼命地跳，着急想要摘下头套、被看见，成为海报里的明星。
然后她站在了聚光灯下，头套变成了另一层“虎皮”，罩在惠英红身上，却再也无法摘下。
发布于：北京